关于开展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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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抗诉案件移送的时间，即一审案件提出上、抗诉到二审法院立案这段时间，既不属于一审的审限，也不归入二审的审限，亦没有纳入审判管理流程，但其时间长短却直接影响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同一案件在一审审理结束之后至二审立案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如何进行及时移送，既没有被相关程序立法所涉及，也没有被相关审判管理制度所关注，很容易成为案件流程管理中的一个漏洞。虽然诉讼法对上、抗诉案件抗诉状、上诉状和答辩状的送达以及案卷移送的时间等都作了相关规定，但在实践中，抗诉状、上诉状、答辩状未按规定及时送达以及上诉案件的案卷未按规定及时移送等现象时有发生。


由于种种原因，一、二审程序衔接中产生的诉讼材料超时送达与诉讼案卷超时移送等问题严重影响案件处理的效果，也严重影响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及时保护和实现，并增加当事人的诉累，造成当事人对司法权威的质疑。如何提高案件移转的效率，进而提高法院司法权威？笔者结合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以及实际工作体会，认为应当重点着手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一是要提高认识，加强移送管理


负责案件卷宗移送与接收的部门，以及各审判庭与法庭的全体干警要从观念上进行转变，不仅要重视案件处理的公正效果，同时也要重视案件移送中的效率价值，不仅要继续狠抓案件审理质量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同时要清楚地认识到提高案件移转效率对于当事人司法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双重重要意义。对此，法院应当多层次、全方位的加强移送管理，在全院范围提倡案件移送的及时高效，相关领导应当给予高度重视，对具体承办人员进行引导和监督，并且探索建立案件移送迟延的责任追究机制。


二是要加强培训交流，提高队伍素质


为提高上诉案件移送的效率，需要对一线的承办人与书记员进行全面培训，具体的培训内容应当包括：


第一，工作意识的培养。通过培训，应当使得案件的具体承办人员提高对案件处理的效率价值的认识，将为当事人负责的精神与司法为民的具体要求落实到日常工作中。


第二，业务技能的学习。与上诉案件移送相关的手续如何办理，往往是口耳相传。一些新书记员对此不熟悉，常常出现遗漏材料或者忘记点击网上移送等问题。因此，很有必要针对一线办案人员中尤其是新入职的书记员对上诉移送中的相关手续办理进行培训。


第三，业务素质的提高。针对上诉卷宗整理与移送中的常见问题进行剖析，推广先进经验。对于一些工作年限较短、缺少经验的书记员，引导其如何合理安排时间，如何正确对待个别拖延时间的当事人等等。


三是要加强考核通报，做好监督管理


目前上诉案件的移送并没有纳入审限管理，也没有与相关业务水平考核与案件质量评价相挂钩，缺乏监督与制约机制。因此，应当要把案件上诉移送管理流程纳入审判质量效率管理体系加以考核。具体考核对象与每个时间节点的责任主体相对应。考核指标包括为一审法院送达上诉状副本、送达答辩状、缓减免交申请和移送案件卷宗材料所用的全部时间。考核主体为一审法院的综合审判管理部门、监察部门或者二审法院的立案部门。


考核部门应当对每季度上诉案件移送工作的考核情况进行通报，重点通报卷宗材料不全和未按规定超期移送的上诉案件和一审法院承办人，从而督促一审法院承办人和书记员严格按照规定期限及时办理上诉移送事宜。对违反相关规定迟延送达或者迟延移送的，除通报批评外，情节严重的，报监察部门等有关部门追究承办人和书记员的违法责任。


对于二审法院来说，也应当加强对接收与退回上诉案件卷宗的管理与监督。二审法院立案庭在收到基层法院移送的上诉案件卷宗后，经查对有关材料齐备的，应当在五日内完成立案；如果上诉材料有遗漏或者有错误，应当在五日内向一审法院发退卷函通知补充相关材料。未在上述时间及时处理移送的上诉案件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每月将有关情况上报庭长和分管副院长。庭长和分管副院长负责对二审立案时间进行监督，发现问题时及时督促相关承办人员改正并采取补救措施。立案庭立案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将卷宗于立案登记的三日内移交有关审判庭。超期移送的，应当向庭长、分管副院长和有关审判庭说明情况和原因。目前的立案管理系统可以将立案时间前调，因此，将立案后及时移送审判庭这一环节纳入监管非常有必要，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督促立案庭尽早审查，防止故意拖延审查登记并倒点日期的情况。


对于上诉案件的移送进行管理和监督，可以充分利用法院内部的计算机网络。可以以上诉案件移送的五个结点为框架，在卷宗移送的同时，进行网上移送和交接，每一步交接都要将时间点等必要信息录入。这样，就可以将上诉案件移送进行数字化管理与监督，便于统计分析、检查通报、考核评价等工作的进行，也为进一步调研分析和工作改进提供数据材料。


四是要加强联动，推进“无缝衔接”


对于上、抗诉案件而言，案件的移转绝不仅仅是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事，它涉及到法院内部各部门以及法院与检察院、看守所、监狱等各机关之间的多项工作，单靠一家之力是不明智也是不现实的，建立法院内部各部门以及法院与外部各机关之间案件移转工作的联动机制，实现案件移转工作的“无缝衔接”，才是提高案件移转效率的应然选择。因此，从法院自身来说，要进一步完善内部各部门之间审判流程、案件移转流程管理；从法院外部来说，要在不断加强与相关单位之间的沟通，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各单位之间有关案件移转的联动规则，用程序保证效率，推动案件移转效率的提高。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辩 护 词
（×××无罪）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受被告×××的委托为她做无罪辩护。请法庭在审理中考虑我的辩护意见。
接受被告委托以后我仔细研读了××人民检察院“××刑诉[2006]××号起诉书”，会见了被告，听取了被告对自己行为的认识。××人民检察院“××刑诉[200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ד应当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追究刑事责任”。
辩护人认为，×××人民检察院“××刑诉[2006]×号”《起诉书》及所附证据不足以说明被告人具备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法定要件，请求人民法院宣布被告人×××无罪。理由如下。
首先，辩护人认为，×××及其参加的上访等活动，从整体上说，不是一个犯罪活动。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给予说明。
第一，如果整个上访活动是一个犯罪活动，那么，所有参加活动的人都是罪犯，都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显然不是这样的。法律没有规定上访是犯罪的，×××的检察机关和本案的检察官也非常明智、非常正确地认为，并不是所有参加上访的人都是罪犯。我冒昧的估计，大约曾经公开的和秘密的参加过本案研究的其他人员也不能认为一切参加者都是罪犯。
其次，既然整个上访活动不是犯罪的，是不是其中可能包含了×××的犯罪行为？辩护人认为，检察官提交法庭的案卷材料中没有×××犯罪的事实和证据。这一点，将在下面详细进行论述。
作为×××的辩护人在接受了委托以后，曾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本案的具体情节和检察官提供的材料。曾经阅读了大量的相关的判例。但是，有一个问题时常闯入我的思维，这个问题常常强烈地干扰甚至中断我对本案具体情节的推敲。这就是：作为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作为一个人民的公仆，一个国家干部，应该如何执政？如何体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我不断地深思：在这个纠纷发生、激化、冲突、多次集体上访以致走到今天的刑事法庭上，整个过程中，我们的相关干部是不是创造了可以奉为楷模的干部和群众的鱼水关系？如果没有，是不是创造出了最低限度的和谐的干群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的主要责任人是谁？是农民群众还是干部？我是一个老党员。在办理这个案子时产生的反思，使我对某些干部的工作作风，感到十分的忧虑。
我们现在回忆当年焦裕禄是如何处理群众利益的。当时的报道是这样描写的：
“1962年秋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
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严重的灾荒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焦裕禄是怎么办的？“焦裕禄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的，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决心来的。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36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血牺牲解放出来的90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一时就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去了。
他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他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边地头，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去了。”
这就是焦裕禄对影响农民生活的严重自然灾害的态度。这段描写曾经激动了多少人！曾经使多少干部立志为人民的幸福贡献终身！也许有的干部在听我说焦裕禄，感到十分可笑。他们可能在想：“现在是什么年代了？你在这里还在说什么焦裕禄！”我认为不对！非常的不对！！！焦裕禄的精神是永存的。焦裕禄的精神是我们执政党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高度体现。是我们共产党的生命。如果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没有丝毫的焦裕禄的精神，从根本上说，就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一个强盗。固然，个别干部腐败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但是，这只能证明我们党在反腐败。现在，有哪个干部敢站出来说：贪污和腐败就是干部的本分？哪个干部敢站出来说：焦裕禄是过时的历史人物？本辩护人认为，贪污和腐败是令人痛恨的，但是，更应该引起重视的是精神上、思想上的腐败。如果你认为现在重述焦裕禄的精神是可笑的，那么，你就不配在国家机关里任职，应该自动地退出国家干部这个队伍。如果不退出，就会在将来被人民唾弃。
以本案相关的事实而言，现在我们面临的不是天灾，而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农民集体上访、冲突、再冲突的社会不稳定的事件。正是这个事件把辩护人带入了今天的法庭。完全可以设想：如果焦裕禄在宁河，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如果说，当年的焦裕禄遇到的是自然灾害，焦裕禄没有把贫困归罪于老天爷，没有用“这是一个天灾”来推脱自己的责任，那么，今天，一切和本案有关的、或者说是有直接的、至关重要关系的干部，包括亲手造成了纠纷的干部，怎么去推脱自己的责任？试问：是过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七年的教育，改革开放政策的教育，和六十年代相比，文化知识水平大大提高了的群众，是思想水平提高了？还是比以往更愚昧了？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被“组织”被“策划”的了的？是个别干部发扬光大焦裕禄的精神造成的冲突还是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造成的冲突？
当时的焦裕禄是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边地头，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去了。我们现在的干部能不能也到群众中去，听取听取群众的意见和看法？我们今天的干部到底应不应该在群众集体上访的时候躲在让人难以寻找的某个阴暗的角落里？那些没有胆量面对群众的人，敢不敢说：躲藏是唯一正确的工作方式？从长远的观点上看，我们应该相信，希望靠躲避群众来达到的目的，在公正的审判中也永远不可能达到！
借口总是有的，难道还有比集体上访、发生冲突、影响了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事件更大的事情吗？县，是一个基层单位。在一个县级的单位里，一般说，涉及到国家机密的时候是不多的。假如不涉及到国家秘密，我倒是希望相关的干部公开一下：在那紧要的关头，在农民上访和所谓“聚众扰乱”的时候，你们那时正在处理什么重要的、非立即处理不可的国家公务？
还有，要考虑一下：我们的干群沟通的渠道是不是畅通？或者说，沟通的渠道是不是还存在？如果这个渠道是存在的，是畅通的，会不会发生以前的上访、今天的审判？这个结论，不需要我来下。我也不愿意下。所有关注本地上访、关注尚未彻底解决的土地纠纷的人，关注本案审理结果的人都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本辩护人深切希望：我们尊敬的检察官、尊敬的法官、尊敬的人民法院，在审理判决本案的时候，要从爱护人民、爱护我们这一方土地的稳定发展出发，从良知、从问心无愧的角度依法处理这个案件。力争在处理本案的同时，纠正个别不良干部造成的错误和恶劣影响。通过公正的符合法律良心的审判，化解矛盾，减少冲突。树立人民对法律、对国家的信任。
下面，我进一步说明被告人×××无罪的具体理由。
一、法律规定。
依据1997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51次会议通过的法释〔1997〕9号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确定罪名的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条规定的。法条的原文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本罪的要件是：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秩序。这里所说的社会秩序是“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的社会秩序。也就是说，犯罪行为破坏了这样的正常的秩序。
（二）客观要件。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以聚众的方式扰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正常活动，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造成严重损失，是构成本罪的必要条件之一。在法理上，本罪是结果犯。如果没有发生刑法规定的犯罪结果，就不构成犯罪。
（三）主体要件。
惩治的对象是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首要分子。其次是积极实施犯罪活动，行动特别卖力，情节比较严重的积极参加者。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但是如前所述，并非一切参加的人都能构成本罪，构成本罪的只能是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者。对于一般参加者，只能追究其行政责任，不能成为本罪主体。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只能出故意。也就是说，主观上具有扰乱的故意，行为人往往企图通过这种扰乱活动，制造事端，给机关、单位与团体施加压力，以实现自己的某种无理要求或者借机发泄不满情绪。这是构成犯罪的主观动机。
我国的犯罪学理论主张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既反对主观归罪，也反对客观归罪。所以，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是判定罪与非罪的非常重要的条件。主观上不具备犯罪心态的，就不要以犯罪论处。
二、依据法律的规定和起诉书及所附的证据，被告×××不应被追究“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刑事责任。
上面我谈到了法律是如何规定的，下面我们看看，×××是不是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
辩护人认为，被告×××不具备法律规定的所有犯罪要件。
（一）、被告×××不具备本罪的主体身份。
如前所述，上访本身不是立法者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目的。即，以本案被告来说，×××也只是一般的参加人。不是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人，也不是积极实施任何犯罪活动，行动特别卖力，有严重恶劣情节的积极参加者。
从检察院的起诉书中看不到被告×××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任何的证据，也没有“行动特别卖力”的证据。从起诉书中看到的是，被告×××仅仅是参加了上访。
“组织、策划、指挥”，是需要通过具体的行为来表现的。现在没有这样的表现，没有这样的证据，就不能说×××是犯罪。
从个人的能力上看，“组织、策划、指挥”，是需要具备“组织、策划、指挥”的智力、号召力、影响力的。被告×××是一个超过花甲之年的老太太，是一个文盲，是一个身患股骨头坏死、行动不便，同时还患有心脏病的老太婆。在科学、文化、技术、信息、法制如此发达的今天，这样一个老态龙钟的农村妇女，凭什么能够起到“组织、策划、指挥”的作用呢？辩护人认为，这就是法理上的“主观不能”。试想，让一个三岁的孩子去搬100斤的石头，他办得到吗？同样，以×××个人的条件而言，让她凭空制造纠纷，无端生事，组织、策划、指挥众多的农民，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行动特别卖力的积极参加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个相对性，是指和其他参加者比较而言。既然是“比较”出来的，就要比较比较了。
从起诉书所附的证据中可以看到，参加上访的，何止数百人。上访的次数也不是三次、两次。可见参加者是很多的。如果说被告×××比别的参加者“特别”卖力、“特别”积极，就需要进行比较。要比较，就要说明其他大多数的参加人是“怎么怎么样”的，被告又是“另一种怎么怎么样”的。假如通过比较，看出被告和别的参加人，至少是和95%的人不同。这样，才可以从逻辑上说，她就不是一般的积极，而是“特别”的积极，“特别”的卖力。可是，现在没有这样的事实进行比较，也没有分析资料证明她是怎么的“特别”积极。
因此，被告×××不是积极的参加者。
相反，从前面叙述的被告人的身体情况可以看出，×××不具备特别卖力的客观条件。她有病，她股骨头坏死，她行动迟缓，她年老体衰。她能够保持自己生存，维持生活的自理，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一个四世同堂、风烛残年的老祖母，她已经没有更多的精力去积极卖力干什么事情了。能够安度晚年，是她的正常的愿望，也是她唯一的希望。
所以，仅从主体身份上说，被告人×××不应该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