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全省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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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犯罪类型化研究中的民族身份

王胜宇


　　审视传统犯罪学，对犯罪现象进行过类型化分析。然而，传统犯罪学关于犯罪类型的研究与缺陷之一是忽视对民族身份作为标准的分类研究。少数民族犯罪既是一个民族身份的分类问题，也是一个犯罪地理区位分析的问题。我对少数民族犯罪及其对策的反思，将从对传统犯罪学分类的批判展开。
　　一、犯罪现象的类型化分析
　　犯罪现象可以根据刑法规范(侵犯法益)和事实特征进行分类。这是一种对犯罪范畴从刑法学和犯罪学两个不同侧面给出的不同回答。按照犯罪行为的性质，有学者划分为暴力犯罪、财产犯罪、智能犯罪、风俗犯罪、破坏犯罪五大类型，也有分为危害国家安的犯罪、经济犯罪、性犯罪、暴力犯罪以及其他犯罪等类型。按照行为表现形式，一般划分为作为犯罪与不作为犯罪。按照行为与规范的相互关系，可以分为自然犯与法定犯。自然犯是违背人类共有的道德标准、伦理规范的行为，一般限于杀人、盗窃、抢劫、伤害等传统犯罪，法定犯是违背行政法规的行为，因各国的立法差异而有不同。按照支配犯罪行为的主观心态，犯罪划分为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按照行为的组织形式，可以划分为单独犯罪和共同犯罪，共同犯罪可以进一步分为团伙犯罪、集团犯罪，犯罪学更关注的是集团犯罪的典型形式——有组织犯罪，即其明确特征为三人以上为具体犯罪目的组织起来共同实施的犯罪。按照行为人的人格表征，可以分为自然人犯罪、单位犯罪。单位犯罪是我国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由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犯罪行为，犯罪学意义上的单位犯罪应当不局限于刑法规范。按照行为人的职业身份，可以分为流动人口犯罪、农民犯罪、在职职工犯罪、失业待业人员犯罪、学生犯罪、农民犯罪、城镇居犯罪等。按照行为人的性别身份，可以分为男性犯罪与女性犯罪。按照犯罪者是否有前科纪录，可以分为初次犯罪与再次犯罪，简称初犯与再犯。按照犯罪形成的特点，可以分为蓄谋性犯罪、突发性犯罪和连带性犯罪。蓄谋性犯罪是有预谋实施的犯罪；突发性犯罪是因情景突然出现而实施的犯罪；连带性犯罪是为实现既定目的而实施的与目的无关的犯罪。
　　二、少数民族犯罪的界定
　　少数民族犯罪作为一种新的犯罪类型，应当得到特别的关注和研究。从既存的犯罪学文献中，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犯罪的研究相对较少，甚至于何为少数民族犯罪的问题还存在争议。1985年3月，美国一家有权威的法学杂志《美国法律杂志》在一篇对亚洲及中国近年来犯罪学及矫正学研究评述的文章中写道：“近十年是中国大陆犯罪学和矫正学领域最有生气、最为活跃的十年”。“大陆法学界人士开始从社会存在的本身，从经济、文化等各个具体方面去寻找犯罪的根源和矫正犯罪的对策。毫无疑问，这将成为中国犯罪学和矫正学研究最有理性、最富于科学精神的时代。然而，使人感到遗憾的是:所有对犯罪现象、原因及对罪犯矫正的探讨基本上都是以汉民族犯罪现象为标本进行的，对于少数民族犯罪及罪犯矫正却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大陆还处于基本隔绝的台湾，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也寥若晨星。这种对犯罪学及矫正学研究仅仅局限在以一个主要民族为标本，而不包括其它几个少数民族的状况不能不说是中国犯罪学和矫正学发展中的一个严重缺陷……”。甚至在少数民族犯罪问题指向如何，究竟指向少数民族地区抑或主体，还是指向少数民族整体抑或个体?理论界都存在疑问。在我看来，少数民族犯罪是按照行为人的民族身份对犯罪现象的一种新的分析。首先，它是一种以犯罪主体的民族身份作为标准进行的分类，少数民族公民作为犯罪主体在民族地区表现得较为集中和突出。我国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因此，少数民族聚居地以少数民族数量为多，犯罪总量中少数民族犯罪自然较多。在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背景下，将少数民族犯罪界定为以犯罪主体身份为标准的划分的犯罪而不是按照地区划分的犯罪(比如“城乡结合部犯罪”)是适宜的，既可以关照少数民族地区的犯罪总量，又可以关照少数民族作为主体实施的犯罪的个量。其次，它应当指向少民族个体，是少数民族中个体公民对国家刑法规范的蔑视与挑战。马克思认为: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在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少数民族犯罪仅仅是“孤立的”少数民族个人对“统治秩序”(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社会管理秩序等)的侵犯。复次,少数民族犯罪呈现特征与形成原因的不同。聚居于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与汉族存在一定的差别，正是这些环境上的差异导致少数民族犯罪与汉族犯罪在特点与形成原因上的不同。与汉族犯罪相比较，少数民族犯罪受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的影响，对各种犯罪的认识并不一致。因此，少数民族犯罪在多发案件类型、发案时间、地点等犯罪现象诸要素上呈现与其他犯罪相异的特征。再次，少数民族犯罪需要采取不同的刑事政策与犯罪控制手段。不同的犯罪原因必然要求不同的刑事政策与犯罪控制手段。我们的党和政府历史形成的“两少一宽”刑事政策和综合治理的方针是应对少数民族犯罪的有效手段，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掌握各少数民族犯罪的不同特点以及犯罪形成的不同原因。
　　三、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的特点
　　少数民族犯罪具有独特特征。它与汉族犯罪存在诸多不同之处，比如犯罪类型、犯罪手段方法上，集中在侵犯人身权利犯罪、传统侵财型犯罪、受风俗习惯引起的犯罪较为常见，犯罪手段方法上，暴力方法较常使用。中国少数民族犯罪呈现如下特征：犯罪率呈总体上升趋势文化教育与犯罪相关系数大，犯罪主体中青壮年犯罪主体多、捕前身份系农(牧)民或者无业人员的多、女性犯罪呈现上升趋势，传统的自然犯比重大，新型犯罪不断增加。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呈现上述特点是由包含环境与个体的系统所决定的。少数民族犯罪具有一个独特的原因结构系统：环境方面的因素，可以简化为：经济背景、人文社会、成长环境。经济背景方面，生活贫困、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都是重要因素；人文社会方面，文化教育落后、固有的不良文化、外来文化的侵蚀、传统习俗都是重要表现；成长环境方面，家庭与学校教育的欠缺、社会控制机制弱化是两个重要因素。个体因素可以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是生理需求，少数民族供需的不平衡导致犯罪，这一分析，可以为少数民族犯罪中侵犯财产罪和性犯罪占据一定比例提供解释；一是心理需求，我们可以从性格类型、人生价值扭曲、道德观念陈旧以及法律意识淡薄上分析少数民族犯罪的原因。
　　四、少数民族犯罪研究的价值
　　为何研究少数民族犯罪及其对策?我认为，存在三个方面的考量：第一，传统的犯罪类型学长期忽视少数民族犯罪，没有关注到少数民族犯罪的特殊性。犯罪类型中，女性犯罪、老年人犯罪、有组织犯罪、青少年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等在这些年的发展方兴未艾，但是，少数民族犯罪作为一个较为特殊的类型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少数民族因为民族地区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因素和民族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的因素会与汉族犯罪存在差异，体现为相异的犯罪特征、犯罪规律，相应地实现对少数民族犯罪的控制必须因引起特征、规律和原因拟定对策。研究少数民族犯罪问题及其对策，是对犯罪学理论的一个充实与丰满，使犯罪学理论更多地关注按照民族身份分类标准形成的类型。第二，犯罪特征是犯罪发生的规律性，不同的犯罪发生规律缘于不同的犯罪原因，要求不同的对策予以对应。少数民族犯罪呈现与汉族犯罪不同的原因，在犯罪对策上也应有所不同。犯罪原因——犯罪现象——犯罪对策环环相扣，我们研究犯罪原因及其规律性，目的在于寻求有针对性的犯罪对策。犯罪的宏观对策固然重要，但是，具体类型的犯罪的治理、预防必须结合犯罪的基本特征包括犯罪发生的地域、犯罪的多发类型、群体的生理心理特征进行研究。少数民族犯罪的固有价值在各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文化习俗、传统习惯与汉族相异的群体，犯罪特征、发生规律都有不同，犯罪的形成原因也有一定的差异。适应少数民族犯罪的不同特征与规律而制定的各项政策与法律，能更好地治理与预防这类犯罪。这方面，少数民族的罪犯改造研究已经存在专门著作进行研讨，但这仅仅是事后的“流”的治理。从源头上进行预防的专门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而这恰恰是我努力的方向。少数民族犯罪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能够为少数民族犯罪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为少数民族法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参考。这是少数民族犯罪研究的实践考量。第三，研究少数民族犯罪，是适应西部开发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一项济振兴计划，西部开发计划的启动会触动社会的方方面面。触点超越经济的范畴，对开发地区们的观念、思想、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西部开发必须加强民族法制建设。西部欠发达地区中，民族地区分布较广，涉及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民族杂居和部分地方少数民族聚居是西部地区显著特点之一。
　　民族关系问题是西部地区最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之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尊重民族习惯、照顾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不能以行政命令伤害民族感情，影响社会稳定。正如江泽民同志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的西部开发的总原则是“把加快西部经济发展同保持政治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结合起来”。区域开发必须因地制宜，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开发计划。伴随东西部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西部地区群众心理失衡加剧，加之民族风俗民情多样化问题处置不当，旧社会遗留问题的存在和国外敌对势力的煽动，都可能引发新的民族矛盾，带来民族纠纷，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研究少数民族犯罪问题及其对策，正是应对西部开发政策，“近距离”观测开发进程，对西部开发中可能引发的少数民族犯罪及时做好预测、防范和治理，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涉外合同审查要点提示与分析

阚凤军
　　

　　随着中国企业与国际市场融合加深，商业联系越发紧密，每年都进行一定比例的境外销售、采购或技术合同等涉外事务。上述事务的开展、推进等都离不开各相关方之间合同的约定与引领。因此，涉外合同对于维护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保证交易平衡顺利完成，达到各方的交易目的影响非常大。本文将结合以往涉外合同审核、管理之经验，就涉外合同一般性条款的审查要点进行提示与分析，以供有兴趣的同仁或朋友参考。
一、 交易各方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明确、具体
　　分析：我们在涉外合同签订之前，一般都有外方相关人员的前期的接触与谈判，通常会得到对方的初步信息，但需要注意及时是一个谈判团队，各个成员所隶属或代表的公司很能不同（同属于同一个母公司），各种原因不尽相同。联系方式非常重要，最好能够能够将对方的座机电话、移动电话、邮箱地址等一一列明，便于日后定期联系。同时，也保持对上述信息的更新与整理。否则，如果某一天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重要而紧急的事项，如果没有完备的联系信息，而能导致双方不能顺利有效沟通，甚至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

二、 交易对方主体基本资信的调查了解
分析：公司业务人员一般不是很关注交易对方的主体资格、资本资信情况的了解，然后公司法务人员应关注此问题的严重性。就本人了解，许多公司，包括境外的大公司，都基于其内容运营成本节约考虑，通过境外关联交易进行采购、销售、对外合同等相关事项之操作。 不同的交易主体，它的定位及风险承担能力都存在很大的区别。如一家BVI公司作为采购方与其在美国总部的母公司在整体资信方面差距巨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概要求对方都通过母公司签约，但至少应了解签约的主体的基本情况，包括注册地、资产、实际管理机构等信息，从而能够对相关问题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与分析。

三、 合同标的物描述与规定
分析：也许商务人员认为合同的标的物已约定清晰明确，但法务人员需要提示是否存在其他理解，即各方就标的物的外延是否清晰界定。如双方合作某一款产品，该产品技术、数量、销售领域等能够清晰并防止今后因交易环境的改变，可能导致各方对合同的标的物及范围作偏离各方已达成的共识，进而影响合作。

四、 合同生效及自动续展约定
分析：相关人员应关注合同生效的法律意义，不能以各方的前期合作及个人的主观判断来决定某种商业行为。如尽管交易各方已久重要交易交款达成初步的共识，但中方企业在尚未就上述合作事项达成正式生效协议的情况下，单方面进行备货备料，后因境外交易方的突发事件，导致不能如期签约，给中方企业造成一定的损失。很多协议约定“本协议有效期一年，期满前30日内任何一方如未书面通知对方终止协议，则协议有效期自动续展一年”等，由于目前中国企业并没有建立比较完善的合同管理体系，很多合同签订后没有专人跟进，特别是一些重要条款的持续跟进，导致合同后续何时到期、到期后的处理、自动续展等都无从得知。如果某一天企业突然想起终止合同，但该合同已自动续展，从而影响企业的商业操作目标的实现。

五、 合同附件
分析：我们比较关注主体合同的内容，商务谈判很能围绕主合同展开，在合同审查过程中也容易发生重要主合同、轻合同附件的情况，上述情况也避免，否则，极易造成合同条款重组或合同附件条款加重一方责任的法律风险。比如，某些境外厂商通过合同附件的形式约定“合同条款与附件内容相冲突以附件内容为准”或通过附件条款细化、补充主合同的内容，影响交易对方的利益。

六、 合同终止/解除条件及赔偿/补偿等事项的约定
分析：由于国外交易主体的强势或有利地位，很多涉外合同中合同终止/解除条款启动非常容易，有的合同甚至约定国外厂商随时可以解除合同，且对合同解除后的赔偿等没有明确规定。上述约定对于中国厂商非常不利，我国许多中小型企业在接单过程中，没有充分评估上述条款的风险，造成前期投入很大，后期却遭毁约，导致严重亏损的经营事件。

七、 违约赔偿的上限限制
分析：很多涉外合同，特别是销售合同，都约定供货方应承担产品质量原因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包括人身损害、财产损失、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等等。国内企业应高度关注该条款，据理力争，争取将相关赔偿事项能够限制在一定范围，否则，巨额损失赔偿情况很有可能发生。

八、 合同争议的解决
分析：合同争议解决部分最为关键的解决方式及适用法律。目前，国际合同许多采用仲裁方式解决争议，但很多美国企业很能要求通过其本国法院裁决。适用法律对合同各方影响非常大，需要高度关注。一方面需要了解本国法律及对方国法律的基本内容，同时也需要了解其他第三国的法律，便于提出适用第三国法律的替代方案。





阚凤军 kanfengjun@126.com
020-28337942/13924073030
广东安华理达律师事务所
四川大学 法学 学士
中山大学 民商法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