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发广东省审计厅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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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涉外合同的界定以及法律适用方法入手，阐析了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三大原则，即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以及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和国际惯例补缺适用原则。尽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总则中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最大限度地承认了私人对私法行为的自主性，但另一方面又在措辞上突出“依照法律规定”的限制性条件，并将没有法律依据的选法行为界定为无效，这实际上动摇了意思自治作为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的地位，也与私法中“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相违背，有待于日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及后续的法律修正中得到解决和完善。
【关键词】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发展趋势

关于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之探讨，一直是我国国际私法领域学术研究的重点与关注点。2010年10月28日第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在广泛吸收当代国际私法先进理论、成功借鉴当今世界各国立法经验并充分总结我国30年多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分别就民事主体、婚姻家庭、继承、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等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作出了详细、具体的规定，构建起我国较为系统、全面的国际私法立法体系，堪称我国国际私法立法的里程碑。在“第六章 债权”中，该法对我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与我国当前正在实施中的《民法通则》、《合同法》、《海商法》、《民用航空法》等相关法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法发[1988]6号，以下简称《民通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已废止。法释[2007]14号，以下简称《法律适用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12]24号，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等指导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司法实践的司法解释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补充和完善了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相关规定，并进行了细化，且较好地处理了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与灵活性。从前述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内容来看，尽管各法在具体规定上存有差异,但其基本精神均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以及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和国际惯例补缺适用原则等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原则。下面予以具体阐析。

1 涉外合同的界定

涉外合同，顾名思义，是指具有涉外因素的合同。所谓合同，根据《合同法》第2条第1款规定，是指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何谓“涉外因素”，以往的司法实践一般根据《民通意见》第178条的规定从民事法律关系构成的三要素（主体、法律事实和客体）角度予以考查。也就是说，只要其中一个要素涉外，即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1992]22号，以下简称《民诉意见》）对“涉外因素”的构成标准与《民通意见》保持了一致，其中第304条从程序法的角度对如何认定“涉外民事案件”作出了明确规定，亦即只要民事法律关系的其中一个要素涉外，即属“涉外民事案件”。作为我国第一部调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问题的单行法，2011年4月1日起施行的《法律适用法》对如何界定“涉外因素”没有作出规定，但结合司法实践出现的新情况，在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要素方面，不再仅仅强调国籍这一连结点，进一步将经常居所地规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重要连结点。依此，2012年12月28日发布、2013年1月7日起施行的《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条在《民通意见》、《民诉意见》的基础上对涉外民事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在主体方面增加了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规定，并于第(五)项设定了一个兜底式条款，以囊括司法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其他应当被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情形。故根据《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我们可以认定为涉外合同：(1)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公民、外国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无国籍人；(2)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3)合同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4) 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转让或者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违约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5)可以认定为涉外合同的其他情形。

2 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方法

在讨论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前，有必要事先对法律适用方法进行简单讨论。从世界各国已有的国际私法理论看，解决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方法大体可以划分为统一论与分割论、主观论与客观论、不分合同种类统一采用一个冲突规则来指引准据法与区分合同不同种类分别选定准据法三组对立的方法。在国际私法实践中，上述方法不是相互孤立而是交错存在的，由于国际私法上合同关系的复杂性，从19世纪下半叶起，世界各国普遍运用综合方法解决涉外合同法律适用问题。在具体解决运用时，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实践采用分割论，有机结合适用主观论和客观论，并区分合同不同种类分别选定准据法，即将合同划分为消费者合同、劳动合同、买卖合同、居间合同、行纪合同等不同类型分别规定法律适用原则，或者将某类合同涉及的不同方面如合同成立与效力、合同的违约责任、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合同形式、合同当事人的缔约能力等分别规定法律适用原则。我国亦为如此。具体说来：

2.1 涉外合同分割与准据法选定

从涉外合同的分割看，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和保护弱势当事人利益等方面的考虑，《法律适用法》在“第六章 债权”中，单列了第42条和第43条，对消费者合同、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进行了分别规定。其中，第42条规定，“消费者合同，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消费者选择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或者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没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第43条规定，“劳动合同，适用劳动者工作地法律；难以确定劳动者工作地的，适用用人单位主营业地法律。劳务派遣，可以适用劳务派出地法律。”
从《法律适用法》的条文设置、规范安排来看，我们可知，在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上，除消费者合同和劳动合同外，一般合同争议均应依《法律适用法》第41条规定确定法律适用原则，即首先适用意思自治原则，也就是双方协商一致选择的法律，但当事人没有选择或选择法律无效时，合同争议应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法律。这亦是本文要详细讨论的基础性问题。

2.2 涉外合同争议的外延

关于合同涉及的不同方面即合同争议涉及的外延问题，《法律适用法》没有具文规定。《法律适用规定》虽已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97年7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十批)的决定》（法释[2013]7号）废止，且废止理由为“与《法律适用法》相冲突”，但其中对于《法律适用法》未作规定之事宜的相关内容依然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反映出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律适用方面的司法实践中带有倾向性的意见。依《法律适用规定》第2条规定，合同争议包括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合同的终止以及违约责任等争议。综合《合同法》、《民法通则》、《法律适用法》第12条及其《法律适用规定》等相关司法解释的相关条文规定，笔者认为，《法律适用法》第41条所涉及的合同争议应与《法律适用规定》第2条规定一致，也不包括合同形式问题和合同当事人缔约能力问题。
关于涉外合同当事人缔约能力的法律适用问题，《法律适用法》第12条第1款规定，“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适用经常居所地法律。”第2款进一步规定，“自然人从事民事活动，依照经常居所地法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依照行为地法律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适用行为地法律，但涉及婚姻家庭、继承的除外。”
关于涉外合同形式的法律适用问题，包括《法律适用法》在内的我国相关法律均未作明文规定。我国《合同法》第10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该款关于合同形式多样化的规定是符合当前国际社会的立法方向的。也正是基于此，国际社会普遍主张涉外合同形式问题适用或者选择适用合同履行地法或者合同签订地法。对于此问题，我国法律虽未作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通常都认为应适用尽量认可形式有效原则，也以合同签订地法或合同履行地法为适用规则。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2条就充分体现了对合同“尽量认可形式有效原则”，该条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10条第1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3 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

从《法律适用法》第41条文义来看，关于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问题，我国主张以意思自治原则为主，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补充。同时，《合同法》、《民法通则》、《海商法》、《民用航空法》等相关法律，《法律适用法》其他条文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对于意思自治原则，主张以强制性规则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予以限制，在此基础上，通过“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之国内法的基本适用规则又确立了我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之第三项原则，即“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和国际惯例补缺适用原则”。

3.1 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系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方法之主观论确定的法律适用原则，其核心内容为：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既然可以按照其意志自由地订立合同，当然也有权力决定适用于他们之间合同的法律。这一原则最早见于16世纪法国学者杜摩兰《巴黎习惯法评述》，自18世纪始便为多数国家立法和实践接受，现已成为当代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一个基本原则，也在其他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发挥选法作用，并被有关的国际公约所采纳。
我国《法律适用法》赋予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以突出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作为一条宣示性条款，规定在总则中(第3条)，体现了该法的先进性和开放性。第二，意思自治原则适用的领域得到极大的扩张。除传统的合同领域(第41条)外，在委托代理(第16条)、信托(第17条)、仲裁协议(第18条)、夫妻财产关系(第24条)、协议离婚(第26条)、动产物权(第37条)、运输中的动产物权(第38条)、当事人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对一般侵权责任(第44条)和知识产权侵权责任准据法的选择(第50条)、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第47条)、知识产权的转让和许可使用(第49条)等领域，均准许当事人协议选择准据法。
在我国涉外合同领域中，意思自治原则是其法律适用之首要原则。《法律适用法》第41条前段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其他相关法律的相关条文规定也足以充分证明这一点：我国《民法通则》第145条第1款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法》第126条第1款作了与《民法通则》第145条第1款完全相同的规定；此外，《海商法》第269条、《民用航空法》第188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在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上，确立意思自治的首要原则，有利于当事人预见法律行为的后果和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亦有利于争议的迅速解决。当然，这一原则的适用要遵守合法、诚实信用、善意等基本规则，同时要受到一些具体条件的限制，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

3.1.1 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

对于合同准据法的选择方式，国际社会普遍肯定明示选法，而对于默示选择，存有不承认、有限承认和承认并允许法官在审理时推定当事人的意图三种态度。在重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法律传统的国家中，对待默示选择问题多持有限承认或者承认之态度。
我国《法律适用规定》第3条规定，“当事人选择或者变更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应当以明示的方式进行。”第4条第2款进一步规定，“当事人未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但均援引同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应当视为当事人已经就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作出选择。”从上述条文内容看，我国司法实践在选择涉外合同适用法律的方式问题上，除明示外，也采取了承认默示选择的态度，只是法官在推定当事人默示选择意图时，需要根据以下三个条件作出判断：(1)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未达成选法合意；(2)当事人双方均援引同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主张权利；(3)当事人双方均未对法律适用问题提出异议。由于《法律适用规定》因与《法律适用法》相冲突而为法释[2013]7号所废止，在合同准据法的选择方式上，《法律适用法》第3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从文义解释，该条实际上否认了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司法实践中肯定当事人默示选择法律效力的做法，即我国不承认默示选择，当事人要选择涉外合同适用的法律必须通过口头的或书面的明示方式进行。但是，由于第3条置于《法律适用法》第一章“一般规定”中，从立法精神看，显然其作用不在于实践中的直接运用，而为彰显法律的立法宗旨和原则，故当事人对于合同准据法的选择，除强调明示方式的原则性规定外，实践中采取的承认默示选择的做法应继续沿袭采用。这一论点也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法律适用法》颁布之后出台的《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8条第2款规定，“各方当事人援引相同国家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已经就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做出了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法律适用法》第3条除强调原则上以明示方式进行选择的限制条件外，还强调另外一个基本限制条件，即要“依照法律规定”。这一限制条件主要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1)在法律不允许选择的领域内，当事人不能行使准据法的选择权。比如劳动合同，《法律适用法》第43条直接规定应适用劳动者工作地法律；难以确定劳动者工作地的，应适用用人单位主营业地法律。劳务派遣，可以适用劳务派出地法律。那么，就合同准据法的选择而言，争议发生后，关于劳动合同，当事人就不能对适用的法律作出选择，只能依照规定依次地适用法律；而对于劳动合同、消费者合同之外关于法律适用规则的合同其他领域依第41条规定则是允许当事人作出法律选择的。
(2)在法律没有涉及或者规定的领域内，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当事人不能行使准据法的选择权。这一内容体现在《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6条规定上，即：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当事人选择适用法律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选择无效。
(3)在法律允许选择的领域内，不得规避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一内容体现在《民通意见》第194条、《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1条等规定上，即一方当事人故意制造涉外民事关系的连结点，规避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或者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认定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

3.1.2 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范围

关于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范围，我国在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的司法实践中，其基本态度是：通过冲突规范即法律适用法援引适用外国法时，只适用外国的实体法，排除反致和转致的适用，以增加准据法确定中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如《民通意见》第178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关系的案件时，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的规定来确定应适用的实体法。《法律适用规定》第1条规定，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应适用的法律，是指有关国家或地区的实体法，不包括冲突法和程序法。这与国际社会的主流认识是一致的。《法律适用法》第9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外国法律，不包括该国的法律适用法。”这是我国立法上对反致作的首次明确规定，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做法是相契合的。
在实体法选择的自由限度中，或者说当事人选择的实体法是否要与合同关系存在一定的空间联系，国际私法领域中存在有限论和无限论之争，前者注意到了预防当事人规避法律的情形，主张选择的实体法只限于与合同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法律，后者则强调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由，任其合意选法，以顺应频繁的自由贸易需求。
在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司法实践中，自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已废止。法发[1987]27号，以下简称《问题解答》）始，对实体法选择的自由限度就未作任何限制。《法律适用规定》也是如此。《法律适用法解释一》仍继续坚持了这一意见，其中第7条明确规定，“一方当事人以双方协议选择的法律与系争的涉外民事关系没有实际联系为由主张选择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3.1.3 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时间节点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


　　　　（1993年1月4日陕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根据2002年11月29日陕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陕西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03年8月1日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陕西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三章 社会责任
　　第四章 社会保障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任务是，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运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多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保障社会稳定。
　　第三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工作是：
　　（一）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活动，依法惩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
　　（二）完善管理制度，加强治安防范工作；
　　（三）加强对公民的法制教育，增强法制观念，预防犯罪；
　　（四）积极倡导见义勇为行为，鼓励群众自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五）调解、疏导民间纠纷，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定因素；
　　（六）加强对违法犯罪人员的教育、挽救和改造工作，安置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
　　第四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贯彻打击和防范并举，重在防范，治标与治本兼顾，重在治本的方针；坚持专门机关和人民群众相结合，谁主管谁负责与属地管理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
　　第六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由各级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实施，实行领导负责制，建立目标管理责任制。
　　各部门、各单位和有关组织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实行分工负责制。
　　第七条 本省境内的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和公民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八条 省、设区的市、县（区、市及其派出机关）、乡（镇）设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工作人员。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要有人负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第九条 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负责组织、指导、监督、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其具体职责是：（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法律、法规；（二）部署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三）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四）总结推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表彰先进；（五）处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其他事项
　　。
　　第十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按照法定职责与公安、司法行政部门配合，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充分发挥在维护社会治安工作中的职能作用。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结合办案开展法制宣传，依法及时处理纠纷，防止矛盾激化。
　　第十一条 公安部门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依法查处刑事犯罪活动和违反社会治安管理的行为；
　　（二）负责暂住人口、流动人口的管理，加强枪支弹药、易燃易爆剧毒危险物品、违禁物品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加强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等方面的治安管理；
　　（三）负责公安消防、交通管理，预防、减少火灾和交通事故；
　　（四）负责安全防范和技术防范，检查和指导保卫机构、治保组织、治安联防队伍的工作，建立群防群治网络和治安控制体系；
　　（五）负责对被管制、缓刑、监外执行、假释、保外就医的人员和在看守所的在押人员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六）采取有力措施，防止和处置突发事件。
　　第十二条 司法行政部门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依法制定和实施普法工作规划，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制观念；
　　（二）依法开展人民调解工作，调解民间纠纷，防止矛盾激化；
　　（三）负责监狱、劳教场所的管理，提高改造教育质量；
　　（四）负责指导有关部门、单位做好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安置工作；
　　（五）组织做好法律援助工作。
　　第十三条 民政部门负责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设、民间组织登记管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及对救助站进行指导监督、救灾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婚姻登记等工作。
　　第十四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劳动力市场，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和就业工作，劳动争议的调解和仲裁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和单位安置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
　　第十五条 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指导学校管理校园秩序，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和纪律、法制教育，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
　　第十六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负责市场的监督和管理，依法查处违法活动。
　　第十七条 交通运输部门配合公安部门维护和整顿车站、码头、机场的治安秩序，打击车匪路霸等违法犯罪活动；协助公安部门查禁易燃、易爆、剧毒等危险物品的携带和非法运输。
　　第十八条 卫生行政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监督管理麻醉药品、毒性药品的研制、生产、经营、使用；取缔非法行医；协助有关部门开展戒毒和禁止吸食毒品工作；做好防疫工作。
　　第十九条 文化、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部门应当结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向公民进行法制、道德宣传教育，会同有关部门管理文化市场，依法查禁淫秽书刊、音像制品等非法出版物，为社会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产品。
　　第二十条 大中城市的人民政府和有关组织、部门应当建立军、警、民治安联防体系，开展巡逻守卫、护厂护院、维护秩序等治安防范工作，增强社会防范和控制体系。
　　　　　　　　　第三章 社会责任
　　第二十一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具体职责是：
　　（一）宣传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法律、法规；
　　（二）组织居民、村民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活动，协助公安部门和司法机关查处违法犯罪案件；
　　（三）建立健全治安保卫、调解组织，疏导和调解民间纠纷；
　　（四）制订并监督执行居民公约和村规民约；
　　（五）开展治安联防，落实防火、防盗、防投毒、防爆炸等安全措施；
　　（六）协助公安部门加强对本辖区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道德、法制教育，加强管理，预防和减少犯罪；
　　（七）协助公安部门和司法机关对被依法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管制、缓刑、监外执行和假释的犯罪人员的管理、监督和考察。
　　第二十二条 各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认真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其主要职责是：
　　（一）根据需要设立机构或者确定专职、兼职人员，明确责任；
　　（二）结合自身业务，采取防范措施，预防重大事故和突发性事件发生，减少违法犯罪，承担各自在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中的责任；
　　（三）向职工进行道德、法制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宣传教育，对有轻微违法行为人员进行帮教；
　　（四）及时调解本单位民间纠纷，防止矛盾激化；
　　（五）协助司法机关查处发生在本单位的案件，协助公安部门监督考察在本单位被依法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管制、缓刑、监外执行和假释的犯罪人员，按规定安置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
　　（六）参加当地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活动。
　　第二十三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应当与有关部门、单位和家庭配合，开展职工、青少年、妇女的思想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
　　第二十四条公民应当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活动，自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应当及时检举揭发和制止违法犯罪行为，不得包庇违法犯罪人员。
　　　　　　　　　第四章 社会保障
　　第二十五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统筹安排，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保证本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费。
　　基层群众治安组织经费，除政府财政补贴以外，可以由群众自愿集资和接受社会赞助。
　　第二十六条 鼓励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对维护社会治安，保卫、抢救国家、集体财产和公民生命财产，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而牺牲的，依照《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规定，由省人民政府授予烈士称号，并根据有关规定对其家属进行抚恤。
　　第二十七条 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而负伤、致残的，由负伤致残人员所在单位或者当地人民政府负责安排医疗、劳动和生活。其医疗、误工、生活补助等项费用，由查处该案件的公安部门或者司法机关责成违法犯罪行为人承担；违法犯罪行为人无力承担或者在逃的，由本人所在单位或者违法犯罪行为发生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解决，不足部分由县（区、市）人民政府给予补助。
　　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负伤致残符合评残条件的，由民政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八条 因维护社会治安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而负伤的公民，各医疗单位应当无条件地先行抢救。
　　第二十九条 各级国家机关对公民依法检举、揭发、制止违法犯罪的行为应当予以保护，对进行报复的犯罪分子，应当依法惩处。
　　第三十条 省、设区的市、县（区、市）可以设立“见义勇为奖励专项资金”，用于奖励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公民。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一条 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由人民政府或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给予表彰和奖励，有突出贡献的，由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给予立功、晋级或者授予荣誉称号：
　　（一）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落实目标管理责任制，成绩显著的；
　　（二）检举揭发违法犯罪行为或者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对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有功的；
　　（三）预防、制止违法犯罪和治安灾害事故有功的；
　　（四）教育、挽救、改造违法犯罪人员，安置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成绩突出的；
　　（五）疏导、调解民间纠纷，避免重大案（事）件发生，成绩显著的；
　　（六）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第三十二条 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奖惩制度，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同本部门、本单位评选先进和其主要领导、分管领导、直接责任人的晋职、晋级、奖惩直接挂钩。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因工作不负责任、玩忽职守，造成本辖区、本单位治安秩序严重混乱或者发生重大特大刑事案件、恶性事故的；
　　（二）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和司法机关提出存在的治安隐患和管理工作中的疏漏不及时治理，致使国家、集体财产和公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的；
　　（三）发生刑事案件或者重大治安案（事）件故意不报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的；
　　（四）因防范措施不落实，制度不健全，发生刑事案件、治安灾害事故，使国家、集体和公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的；
　　（五）拒不接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检查的。
　　第三十四条 对因维护社会治安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而负伤的公民，医疗单位有条件抢救而故意推诿拖延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对单位和直接责任人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从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人员，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违法乱纪、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的，由批准机关撤销其荣誉称号，并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