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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禁毒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6月11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1994年6月11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处 罚
第三章 戒 毒
第四章 预 防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严惩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和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等犯罪活动，严禁吸食、注射毒品，保护公民的身心健康，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
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务院规定管制的甲基苯丙胺、杜冷丁、盐酸二氢埃托啡、咖啡因、安钠咖等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在我省行政区域内活动的一切组织和个人（包括外国人、无国籍人和外国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办理。
第四条 禁毒工作实行打击与预防相结合，坚持有毒必肃、贩毒必惩、种毒必究、吸毒必戒。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禁毒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做好禁毒工作。
禁毒工作所需要的经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支持。禁毒经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各级公安机关是禁毒工作的主管部门。
第六条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在禁毒工作中必须严格履行各自的法定职责。
海关、民航、铁路、交通、民政、卫生、医药、农业、林业、工商行政管理、化学工业、贸易、教育等有关部门均应各负其责，落实防范、教育、管理等措施，参与禁毒工作。
第七条 在我省行政区域内活动的一切组织和公民，均有禁毒的责任。
对检举、揭发与毒品有关的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和公民以及在禁毒工作中的有功人员，由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以及其他有关部门予以奖励。

第二章 处 罚
第八条 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
（二）非法持有鸦片二百克以上、海洛因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
（三）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为犯罪分子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或者犯罪所得的财物，以及掩饰、隐瞒出售毒品获得财物的非法性质和来源的；
（四）非法运输、携带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或者其他经常用于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物品进出境，或者明知他人制造毒品而为其提供本项所列物品的；
（五）非法种植罂粟五百株以上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较大的；
（六）非法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抗拒铲除，或者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种植的；
（七）强迫、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
（八）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并出售毒品的；
（九）依法从事生产、运输、管理、使用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向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提供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
（十）盗窃、抢劫毒品的；
（十一）其他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九条 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经过强制戒毒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实行劳动教养，并在劳动教养中强制戒毒。
第十条 非法运输、买卖、存放、使用罂粟壳的，收缴其非法运输、买卖、存放、使用的罂粟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
对非法运输、买卖、存放、使用罂粟壳的单位，除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外，由公安机关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同时责令其停业整顿一至三个月；经整顿仍不改正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十一条 非法种植罂粟不满五百株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较小的，由公安机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十二条 吸食、注射毒品以及非法持有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不满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由公安机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十三条 对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由公安机关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一）容留、介绍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
（二）为他人提供吸食、注射毒品器具的；
（三）非法出售、运输、携带罂粟种籽、幼苗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种籽、幼苗的；
（四）威胁、欺骗他人出售或者为其注射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
（五）威胁、欺骗他人开具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处方、购买证明的；
第十四条 对非法种植的毒品原植物，由公安机关强制铲除。
第十五条 违反《麻醉药品管理办法》和《精神药品管理办法》，生产、经营、配制、进出口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全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以及非法收入，并处非法所得金额五至十倍的罚款，同时吊销生产、经营、制剂许可证。
第十六条 依法从事生产、运输、经营、使用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单位，违反国家和省有关管理规定，致使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被盗、被抢、被骗的，由公安机关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十七条 违反《麻醉药品管理办法》和《精神药品管理办法》，利用工作之便，开具不符合规定的处方或者购买证明，骗取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并被他人利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并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十八条 从事旅馆业、娱乐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出租房屋业的单位和公民，为与毒品有关的违法犯罪活动提供方便条件的，由公安机关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并责令限期整顿；经整顿仍不改正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十九条 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与毒品有关的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在禁毒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法从严惩处。
第二十条 在禁毒工作中所查获的下列财物，予以全部没收：
（一）毒品；
（二）用于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物品；
（三）吸食、注射毒品的器具以及进行与毒品有关的违法犯罪活动的其他工具；
（四）与毒品有关的违法犯罪活动的非法所得以及其收益；
（五）从事与毒品有关的违法犯罪活动使用的其他财物。
没收的毒品和吸食、注射毒品的器具，由市、州公安机关统一保管，结案后依照国家规定销毁或者作其他处理。
禁毒罚款和没收财物必须上交财政，不得以任何理由截留、提成或者私分。
第二十一条 对多次进行与毒品有关的违法犯罪活动，未经处理的，其毒品数量累计计算。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对依据本条例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决定或者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强制措施决定或者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决定的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章 戒 毒
第二十三条 对于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除依据本条例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外，由当地公安派出所责令其自行戒毒，并由其所在单位和家庭负责监督。
第二十四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可以对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的人员实行集中戒毒，公安机关负责监督指导。
集中戒毒的期限为六个月以下。
第二十五条 对经过责令自行戒毒或者集中戒毒后仍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决定，送戒毒所强制戒毒。
戒毒所对于自愿进行戒毒的人员，应当予以接收。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设立由本级公安机关管理的常年或者临时戒毒所。
第二十七条 公安机关对应当送戒毒所强制戒毒的下列人员，可以暂缓送戒毒所强制戒毒，责令其限期自行戒毒：
（一）未满十四周岁的；
（二）经县（市、区）以上医院证明患有传染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的；
（三）怀孕或者哺乳自己未满一周岁婴儿的；
（四）其他不宜在戒毒所强制戒毒的。
第二十八条 公安机关在执行强制戒毒决定时，应当将《强制戒毒决定书》交给被强制戒毒人员，并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其家属和所在单位以及其户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
第二十九条 强制戒毒期限为三至六个月。强制戒毒期限从入所之日起计算。
第三十条 强制戒毒期满仍未戒除毒瘾的，由驻所医生提出意见，所长审核，报经原决定强制戒毒的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强制戒毒期限一至三个月，强制戒毒期限一次累计不得超过九个月。
第三十一条 被强制戒毒人员的近亲属病危或者死亡的，由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担保，经戒毒所所长或者决定强制戒毒的公安机关批准，可以离所一至五日。
第三十二条 被强制戒毒人员，经驻所医生诊断确已戒除毒瘾的，由所长审核，报经原决定强制戒毒的公安机关批准，解除强制戒毒，并发给《解除强制戒毒证明书》。
第三十三条 对被强制戒毒的女性，应当单独编队并由女工作人员进行管理。
第三十四条 戒毒所对被强制戒毒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防止其自伤、自残或者自杀。
第三十五条 被强制戒毒人员因毒瘾发作而拒绝接受治疗和戒毒的，经所长批准，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约束。
第三十六条 被强制戒毒人员在戒毒所期间，因毒瘾发作引起并发性疾病或者抗拒戒毒而自伤、自残、自杀的，应当及时进行医治和抢救，同时通知其近亲属参加护理。经医治和抢救无效死亡的，按正常死亡处理。
第三十七条 在戒毒所以外的场所，被依法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员中具有毒瘾的，由其所在的看管场所负责对其进行强制戒毒。
第三十八条 被强制戒毒人员的家属和所在单位，应当配合戒毒所做好戒毒工作。
第三十九条 被强制戒毒人员在戒毒所期间的生活费和医疗费自理。
第四十条 戒毒所可以组织被强制戒毒人员参加适度的劳动。
参加劳动的被强制戒毒人员，由戒毒所参照社会上相应的劳务报酬标准，发给报酬。
劳动收入，主要用于改善被强制戒毒人员的生活和医疗条件。
戒毒所对劳动收入以及其支出，应当单独立账，严格管理。
第四十一条 对已经戒除毒瘾的人员，由其近亲属和所在单位以及村（居）民委员会做好帮教工作，当地公安派出所定期检查，加强管理。

第四章 预 防
第四十二条 在我省行政区域内活动的组织，不履行禁毒责任，导致与毒品有关的犯罪发生的，不得评为文明单位。
第四十三条 从事旅馆业、娱乐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出租房屋业的单位和公民，应当把禁绝毒品作为经营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发现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注射毒品等违法犯罪人员，必须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四十四条 学校应当对在校学生进行禁毒教育。发现学生吸食、注射毒品，应当及时向学校所在地公安派出所通报，并配合家长对其进行教育，帮助戒毒。
第四十五条 未成年人的家长或者其他监护人发现被监护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必须予以管束。
第四十六条 对经常用于制造毒品的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等化学物品，必须严格管理。
因生产、科研、教学、医疗的需要，储存、经营、运输、使用上述化学物品的，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第四十七条 药品生产、销售部门和医疗单位必须严格执行《麻醉药品管理办法》和《精神药品管理办法》，严禁非法销售和非法使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规定的“以上”、“以下”均含本数。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6月11日
民行监督在立法思路上应实现“三个转变”

张志华、郭小锋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北京101300）

【内容提要】：以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为本文研究的切入点，以强化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为研究主旨，以当前立法现状以及法学理论的不足为研究导向，多层次、多视角、多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和论证，进而提出民行监督在立法思路上应实现“三个转变”，即在监督内容上，实现由规定简单的纠正错误判决、裁定向规定实体监督和程序监督并重，全面维护司法公正的转变，在监督方式上，实现由规定单一的抗诉监督向全程监督的转变;在监督途径上，实现由规定统一的上级院抗诉向规定上级和同级院抗诉并重，注重监督效率的转变。
【关键字】：民行 检察监督 抗诉 再审 转变


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是国家赋予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检察职权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民行监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认为民行工作要与时俱进，就必须不断更新观念。在民行监督的立法思路上，应努力实现三个转变。即：在监督内容上，实现由规定简单的纠正错误判决、裁定向规定实体监督和程序监督并重，全面维护司法公正的转变，在监督方式上，实现由规定单一的抗诉监督向全程监督的转变；在监督途径上，实现由规定统一的上级院抗诉向规定上级和同级院抗诉并重，注重监督效率的转变。
一、在监督内容上，实现由规定简单的纠正错误判决、裁定向规定实体监督和程序监督并重，全面维护司法公正的转变
全面维护司法公正，就要坚持实体监督和程序监督并重。有错必纠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一条重要原则，而实现司法公正要靠科学、公正、严密的程序作保障。在立法规定和现实司法工作中，存在“重实体监督、轻程序监督”的现象，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立法思路上加以探讨和研究：
（一）从民诉法对提起再审的条件看，现行民诉法对申请再审的规定不科学。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不论任何人违反法律，都应当平等地受到追究。但是，对公民提起民事再审理由的规定，就使有法必依大打折扣。民诉法规定：“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检察院应当抗诉，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法院系国家司法机关，若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在司法过程中违反了法律，不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其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必须纠正的。而立法却把“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和“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判”揉在一起，在内容上有失法律的公平公正，既有执法不严之嫌，也有授违法不究之柄；在表述形式上也是不科学的，此规定的前提是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却用“可能”这一尚不能确定的动词来进行判断，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不适当的。修改该法条的思路是，只采用该法条前半部分，即“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检察院应当抗诉，当事人有权申请再审”。
（二）从民诉法对申请再审的审查程序看，对当事人再审申请的审查规定的过于笼统。我国民诉法规定了当事人有权申请再审，但却未进一步规定具体的受理、审查程序，以致司法实践中对这一过程各行其是，随意性极大。致使一系列的诉讼原则和制度在这一审查程序中未能得以贯彻执行，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甚至导致再审程序难以进入。解决以上弊端的思路是，依靠立法来规定明确的审查程序和制度，应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以下内容：再审申请的受理部门；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应抄送检察院，以便检察院实施监督；受理部门对每一再审申请及所有申请材料必须登记归类；实行回避制度，受理部门不得将再审申请及有关材料转交或变相转交作出原生效裁判的部门；审查人员应认真听取各方陈述，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不论是否受理，必须书面答复，尤其是审查合议后决定不予受理的，要说明具体理由，以利于当事人服判息诉。同时，还应规定当事人符合法定条件有权向上一级法院申诉。
（三）从民诉法对再审申请的审理过程的规定看，缺少公开性。司法权要有公信力，关键就在于公开审判。现行民诉法规定，再审案件原来是第一审案件依照第一审程序审判，除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外，其他案件都应公开审理；原来是第二审的案件，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经过阅卷和调查，询问当事人，在事实核对清楚后，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进行判决。这就为不公开审理再审案件打开了方便之门。为何终审不能终？除了暴露出一些法官素质不佳外，也说明再审程序的具体设置欠科学。否则，当事人岂敢不断挑战终审判决？但是长此下去，势必影响法制权威。为了使再审具有公开性，笔者认为应在民诉法中设立详细的再审理由，明确各级法院的再审管辖权限，强调再审必须公开审判，确保当事人的各项诉讼权利，明确检察院在再审中的法律地位及具体职责，在一系列具体的程序、制度的指引、规范和保障下，再审“终审难终”的现象可望消失，再审裁判的终审法律地位才能真正确立。
二、在监督方式上，实现由规定单一的抗诉监督向全程监督的转变
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应该是全面、有效的监督，应当包括提起诉讼、参加诉讼、提出抗诉、监督执行等环节，如果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职责就无法充分完整地体现。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立法也应从不同方面体现对民事行政诉讼的直接监督，有效地防止和纠正民事行政诉讼中的违法行为，达到维护诉讼公正和保护国家、社会重大民事利益的目的。
（一）应启动重大民事、行政案件公诉制度。重大民事、行政案件公诉是指检察机关在法定情况下，基于法律监督职能，代表国家将一定种类民事、行政案件提交人民法院审判，以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制度。我国现今的司法实践并未启动重大民事、行政案件公诉，而涉及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却时有发生。因此，启动重大民事、行政案件公诉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立法中应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重大国家和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且无其他途径可救济的条件下，应准许其代表国家提起诉讼。这种诉权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国家诉权，只能由检察机关行使。例如：对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重大案件，对破坏自然资源和环境的重大违法案件均可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
（二）应参与重大民事诉讼的全过程。检察机关参与重大民事诉讼全过程，其目的在于：监督审判人员的审判行为，防止审判违反法定程序，有利于今后对已生效但有法定抗诉事由的案件提起抗诉或查办法官渎职犯罪案件获取相关证据。检察机关在参与重大民事诉讼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案件之前应将开庭的日期、地点及案由等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以便于人民检察院做好派员出庭的准备。2、检察机关派员出席法庭、检察人员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能，除对明显的程序违法行为可以提出纠正意见外，在法庭上既不对法庭调查发表意见，也不参与辩论，同时也不能干预法官对审判活动的组织、指挥，更不能对法官裁判案件施加影响，即不能妨碍司法独立。3、参与诉讼案件的范围应依法确定，建议赋予检察机关享有参加民事诉讼的权力，以便建立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开放性体系，填补检察监督的空白，排除审判人员违法裁判的侥幸心理。检察机关通过参与民事诉讼案件，达到对民事诉讼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制约的目的。4、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行政诉讼应以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案件为重点，及时保护这些权益。
（三）应强化检察机关的抗诉职能。抗诉是我国现行民事行政诉讼法确立的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进行监督的唯一方式。人民检察院通过对人民法院错误的生效裁判提起抗诉的形式，对民事行政诉讼活动进行检察监督，这对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已经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立法规定的过于原则和笼统，造成了实际操作的种种困难。笔者认为，要使抗诉制度真正体现其价值，必须明确以下几点：
1、应明确规定对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法院必须进行再审。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根据这一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引起再审程序的主体，抗诉一经提出，就应立即引发再审程序的启动。由于法律已明确规定了对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人民法院必须审理，所以不存在人民法院决定是否再审的问题。
2、应明确规定抗诉案件的审限。审限规定关系到及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避免“迟来的正义”发生的根本保证。审限应从接到人民检察院抗诉书后开始计算，此时，人民法院应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建议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案件，再审期限从接到人民检察院抗诉书的次日起开始计算”。
3、应明确规定检察人员出席再审法庭的地位、任务及权限。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但对检察机关出庭的地位、任务和权限均无明确规定，检法两家在这些问题上常常争论不休，直接影响抗诉案件的审理和监督。因此，立法中应作如下规定：首先，要明确检察人员出席再审法庭的地位。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民事抗诉案件的审理，不是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而是对国家法院的审判活动依法予以监督，享有特殊的诉讼权利。其次，要明确检察人员出席再审法庭的任务。包括宣读抗诉书、发表出庭意见、对法庭的审判活动实行监督。再次，要明确检察人员出席再审法庭的的权利。检察人员至少应有下列权利：第一，参与法庭调查权。包括有权要求法庭出示证据，有权要求审判长允许其向当事人或其它诉讼参加人发问，有权要求法庭重新鉴定或勘验等；第二，检察建议权。指对庭审过程中出现的违法现象有及时提出检察建议的权利；第三，发表庭审意见的权利。即在庭审结束时对整个庭审过程进行评价，并代表检察机关发表出庭意见。
（四）应授予检察机关监督执行的权利。首先，执行活动是审判活动的延伸。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这里的“审判活动”应从广义上理解，它不仅包括法院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而且还包括法院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法律行为，它们都属于人民法院的职权活动，都属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范围，都会对当事人以及社会上的其他相关人员产生实际的影响，必须公正地行使执行权，因此应当由人民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其次，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可以行使一些实体上的裁判权，例如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等等，这些裁判权与审判程序中的裁判权在性质上并无二样，同样可能出现错误，因而同样存在着司法救济或执行救济问题，因此，不应将检察监督从执行程序中剥离。
三、在监督途径上，实现由规定统一的上级院抗诉向上级和同级院抗诉并重，注重监督效率的转变
监督途径单一，是民行监督的又一弊端。现行民诉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具体设定的监督方式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法院生效裁判、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生效裁判，发现有法定情形的，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按此规定，各级检察院只有地市州级以上检察院才有民事再审抗诉权。地方各级检察院对同级法院的生效裁判发现有法定抗诉情形的，只有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权，唯有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的生效裁判发现有法定抗诉情形才具有抗诉权。但上级检察院要直接、迅速发现下级法院的生效裁判错误还缺乏有效途径。从司法实践看，往往多是当事人几经申诉，难进法院再审大门而转向检察院申诉，即检察院的抗诉多来自对当事人申诉的审查。由于受交通、经济诸因素制约，当事人向原审法院的同级检察院反映的多，受理的检察院必须首先把案情、事实、证据搞清楚，才能决定是否立案。立案后通过审查才能决定是否提请上一级检察院抗诉，上一级检察院进行再审查才能定夺是否抗诉，确实费时费力，诉讼不经济。特别是对级别越高的法院，这种抗诉方式使检察院更难实施有效监督。事实上，对上级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法院也多采用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的作法。再进一步看，对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的错误的生效裁判，检察院哪怕是最高检察院也鞭长莫及。原因极明显：不论再抗诉再审若干，最终决定权也属于法院。特别是要纠正最高法院的错误裁判必须依靠最高法院自身。这样，法院执掌的是实质可不受任何监督制约的完整权力，再审抗诉启动再审就引发了诉讼程序上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使办案以“法律为准绳”异化为“以法院为准绳”。实践中，人们形容再审抗诉与再审冲突的现象“你抗你的，我判我的”，早已向社会揭示了再审抗诉程序设计不科学所致的这一不良后果，也提出了当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都作为“运动员在运动场上竞技”时，到底该由谁充当总裁判员的问题。
上述问题的改革思路在于：第一，立法应规定经当事人申请或检察院的抗诉，启动民事、行政再审。当事人的申请应送交检察院，以利于检察院进行监督。当前法律规定的由法院直接启动再审程序，有悖法理。按我国宪法，司法机关必须各司其职，互相制约。法院是“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院是“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同样应当是先有起诉，再有审判，不能诉审不分，诉审交叉，诉审一家抓。目前，我国民诉法规定的是上级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实行集权式再审。一方面，让应作为裁判者的法院自己认为自己审判错误提出再审；另一方面，又作为裁判者来审判自己认为“确有错误”的裁判，不但在逻辑上存在问题，而且实质上既取代了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权，又分割了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仅有的再审抗诉权。法院自告自审，有违司法原理，有违诉讼程序科学分工，更有违司法程序公正与正义。对此，改革的方式应当是法院再审必须以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和检察机关的抗诉为前提，法院按自己担当的角色在任何审判程序中都只能专司审判，这样，立法才科学，程序才公正合理。从多年的司法实践看，法院发现生效裁判错误的渠道多来自于对当事人再审申请的审查或检察机关的抗诉，立法规定法院直接启动再审实无必要。再从国外情况看，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日本，其再审程序的启动，立法都明确规定为由原生效裁判的当事人进行或检察机关提起。这些有益的经验值得借鉴。第二，应赋予基层检察院民事、行政再审抗诉权。规定民事、行政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应由同一级检察院向同一级法院提出，以弥补民事、行政诉讼中，上级检察院由于未参加一、二审而没有案情基础之不足，而且也便于及时监督、及时纠错，避免转了一大圈又转回原审法院这种诉讼极不经济的情况发生；第三，应明确规定若最高检察院的再审抗诉被最高法院驳回后，最高检察院仍认为最高法院裁判错误的，应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两院必须执行。这样，不仅再审程序公正，而且更符合我国宪法设定的国家体制。
总之，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基本理论内涵，是国家两大司法机关之间的权力制衡。立法的简略和不完善，导致了现实司法实务上的磨擦。抗诉是我国现行法律确立的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的唯一方式，而抗诉制度本身，在具体实施上仍然缺乏立法规范，现今我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只能是一种局限性很强的被动监督。 强化民行法律监督，是时代的要求，是法制进步的要求。面对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必须不断强化法律监督职能，探索民行工作的新思路。只有在民行监督的内容、方式和途径上实现根本性的转变，民行工作才会出现崭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