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元市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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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犯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

李俊杰


　　不作为犯在实践中出现的频率虽然较低，但司法实务界对不作为犯认定上的许多分歧却始终存在。尤其在不作为犯中的作为义务、不作为与作为行为的等价性、不作为的因果关系等问题上，实践中有许多不明确之处，需要仔细辨识。这里主要讨论作为义务根据、不作为与作为的等价性两个问题，而它们都与不作为犯的定罪直接相关。
　　一、不作为犯中实质的作为义务根据
　　中国刑法学中的通说认为，作为义务的根据是法律的规定、职务和业务的要求、先行行为、契约等法律行为的要求四种，这是从形式上对不作为犯的行为义务来源作评价，可以称为“形式的四分说”。原则上，能说的观点是有道理的，按照这一标准认定不作为犯，一般也不会出现犯罪范围过广的危险，对于维系刑法和首先的分界线，确保只将受道德谴责的范围中极其有限的部分确诊为犯罪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完全按照通说来认定不作为犯，在实践中不一定行得通。换言之，理论上对作为根据主要从形式上进行判断，但在实践中，有时坚持实质的判断标准。在理论上对行为人有无作为义务按“形式的四分说”可能有激烈争论，但是，实践中可能对这些争议不予理会，按照实质的标准直接认定行为人有作为义务。
　　例1，丈夫与妻子发生激烈口角之争，在妻子言明要上吊自杀时，丈夫完全不予理会，关上门离去，妻子果真上吊自杀。法院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丈夫有期徒刑四年。
　　例2，昔日的男女变人中的男方不愿再维系恋爱关系，女方为此携带毒药去男方住处，声明如果男方与其断交，就死在男方处。但是，其男友完全不为其所劝，女友见恢复恋爱关系无望即决意自杀，男方关上门离去，女方最终死亡。法院仍然以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判处男方有期徒刑六年。
对这样的判决，有一些学者觉得是不可接受的，认为法院的司法活动有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嫌疑，是人为地扩大了成立犯罪的范围。
　　上述两例，如果按照“形式的四分说”的见解，作为被告人的丈夫、恋人中的男方都很难说有作为义务。根据婚姻家庭法的要求，夫妻之间有互相扶助的义务，但是这种义务应当限于物质上的共享和精神上的抚慰。而民事上的相互扶助义务是否就直接意味着丈夫在发现妻子处于危境时就必须给予救助，仍然是很有争议的问题。至于案例2中男友发现女方意欲自杀时，是否就有刑法上的保护义务，也并非不言自明的问题。
　　应该说，对例2中的被告人定罪，比较牵强；而对例1中被告人行为，如果不进行处理，并不符合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但是，要确定行为人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又存在合理解释作为义务的来源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已经突破了“形式的四分说”的约束，而形成了对作为义务的“实质”解释思路，即从维护社会共同体的内部秩序出发，将结果防止的法义务视为从刑法的保护义务中演绎出来的东西。作为义务根据的实质判断主要考虑：（1）合法权益是否存在现实的危险或者不作为行为人自己的先行行为是否创造了危险？（2）是否因为与被害者之间存在特殊关系而被社会期待履行保护义务？（3）行为人的不作为对结果的发生是否具有绝对的支配作用，换言之，在当时的情境下，是否存在其他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同时考虑这三点的作为义务根据学说，可以称为“实质的义务根据说”
　　对作为义务发生根据的实质解说，阐明了司法实务上惩罚不作为犯的实质根据，使得司法活动的结论具有相对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法院对例1的判决原则上是有道理的。
　　不过，对“实质的义务根据说”，可能还要进一步加以限定，否则不作为犯成立的范围可能还是会过于扩大，道德和法律的界限就会被混淆。
　　例3，房主发现破门而入的四处流浪者体弱多病时仍不予理会，该人最终死亡。即使房主与死者完全不认识，按上述的实质说，或者一些司法人员的思维定势—有人死亡，就需要其他人对此事件负责，就可能得出房主不作为故意杀人的结论。
　　例4，饭馆老板发现有顾客在店内发生口角，后来一方故意使用程度很高的暴力伤害他人时，不予阻止，也不及时向警察报告，最后被害人受重伤。按照实质说，也会得出店主有刑法上的作为义务的结论似乎可以认定其成立故意伤害罪的帮助犯。
　　但是，无论对例3还是例4，确认行为人有作为义务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所以，综合考虑“形式的四分说”和目前流行于司法实践中的“实质的义务根据说”，并加以适度析中的立场可能是更为合理的。即就作为义务的根据而言，原则上以形式的法义务是否存在加以判断，但是在以形式说处理案件明显不合理时，考虑实质说的立场。
　　那么，遵循这一思路对通说重新加以整合、改造就是有必要的，对此，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学者已经进行了一些探索。例如，有的日本学者就指出，按传统的“形式说”，作为义务可分为依法律、法规产生的义务，职务和业务上要求的义务，先行行为导致的义务和由法律行为产生的义务，如果适当考虑实质说“的主张，作为义务整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合法权益保护刑义务和危险源管理监督刑义务。前者包括贪污律规范的法益保护义务、当事人有合意的保护义务、机能的法益保护义务；后者包括危险物品或设备的管理义务、人的危险行为的监督义务等。在对这些义务类型作判断时主要应考虑：不作为者是否对他人的生命、身体、财产有排他的、实质的支配。根据这种观点，下列三种情况都应该成立不作为犯罪。
　　例5，捡拾婴儿回家后，因故拒绝为其提供食物，婴儿因饥饿死亡。捡拾者可以成立故意杀人罪。
　　例6，与交通肇事行为无关的甲，发现被害人乙因交通事故身受重伤，躺在血泊中，即将乙抱上自己的汽车，准备送到医院。但是，途中又改变主意，将被害人抛弃，致其得不到他救助而死亡。甲成立故意杀人罪。
　　例7，出租车司机见酒后上车打入冷宫沉睡，不可能辩明意欲前往的方向即将其抱下车，置于偏僻的路边，致醉酒者冻死的，也可以成立故意杀人罪。
　　二、不作为犯的定罪
　　实施不作为行为的人，究竟应该如何定罪，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例8，警察因职务上的要求，有制止违法犯罪活动、救助被害人的义务。某警察发现罪犯正在疯狂杀害妻子，在履行救助义务具有容易性、可能性的场合，拒不履行保护、救助义务，最后被害人死亡的，是否只成立玩忽职守罪，而绝对不可能成立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还值得讨论。
　　例9，交通肇事者能够救助被害人，但是却驾车扬长而去，被害人最后因流血多而死亡的，肇事者是否在交通肇事罪之外还另外成立故意杀人罪？本案按照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似乎都不成问题，但是，理论上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息过，所以，也还有讨论的必要。
　　例10，消防队员接到救火报告后，基于泄愤报复等恶意明确拒绝前往火灾现场，导致重大人身、财产损害的，是否成立不作为的放火罪？
　　上述问题的妥善处理都同不作为与作为的等价性（同价值性）这一问题直接相关。也就是说，只有（不纯正的）不作为行为在法律上与符合构成要件的作为具有相同的价值，我们才能将违反作为义务的不作为认定为符合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那么，相当于“杀人”不作为需要具有与积极的打击他人头部、刺杀他人心脏杀人等作为同等的犯罪性。
　　为了使违反作为义务的不作为具有能够具备与作为同等看待的实行行为性，就必须考虑不作为的具体情况。
　　在例8中，警察的行为原则上成立玩忽职守罪。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其拒不履行救助、保护义务的不作为行为，也可能与作为的故意杀人行为具有等价值性。此时，应当主要考虑现场的情况和警察的犯罪心态。如果其系现场惟五能够救助、保护被害人的人，其履行救助义务也比较容易，但是其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死亡的故意心态极其明显，对该警察可以考虑定故意杀人罪，而不认定其玩忽职守。
在例9中，在交通肇事导致被害人重伤的场合肇事者存在基于先行行为的救助义务，此时，驾车人逃离现场，认为被害人死亡或者不死亡都无所谓的，主观上存在杀人的间接故意，但这种逃逸、不保护的不作为是否就相当于作为的杀人罪的实行行为，还值得讨论。
　　肇事者只有弃而不管的行为，原则上被害人得到第三者救助的可能性往往很大，肇事者的不作为对法益分割结果的排他性支配并不存在；此外，故意杀人罪是重罪，其成立要求有强度很高的违法行为。而要使不作为的杀人与作为的杀人有同价值性，单纯对交通肇事的被害人放置不管还不够，将被害人移往他人难于发现的场所或者将其带离现场后抛弃，或者将被害人抱上自己的汽车后拒不送到医院，在大街上驾车兜圈子导致被害人死在车中，使被害人被救助不可能或者显著困难的，才属于对被害人的生命有绝对的支配，不作为杀人行为与作为的杀人才具有等同的价值性。交通肇事后单纯地逃逸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原则上以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处理即可。
　　不过，被害人受伤后流血不止，若不立即送往医院救治很快就会死亡；被害人受伤后躺在人迹罕至的山路上；交通肇事发生在深夜或者在寒冷的冬季等，肇事者对被害人放置不管的行为，本身就包含着对被害人生命的现实危险性。所以，单纯地对被害人放置不管也可能与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在犯罪性上具有等价性。
　　在例10中，消防队员拒不履行救火义务的行为，属于玩忽职守的行为，乃是纯正的不作为行为，未援助的结果，即使导致财物被完全烧毁，也不直接发生不作为放火的作为义务。对此，理论上可以解释为：纯正不作为的作为义务，不能直接成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此外，在火灾发生之际，火灾的消除既取决于消防队员的努力，但更受制于先前火势的大小。消防队员前往现场，并不绝对地就能扑灭火焰，其明确拒绝救火的行为，很难说对结果有实质的、排他的支配。所以，消除队员拒绝救火的行为，与不作为的放火并不具有等价性。无论其拒绝救助的行为主观恶性多重，都不应当构成不作为的放火罪。
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政府


珠海市行政执法投诉处理办法

珠海市人民政府令第26号
　　

《珠海市行政执法投诉处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颁布施行。


市长黄龙云
二OOO年十月九日

　　　　　　　　　　　　　　　　　　　　　　　　

珠海市行政执法投诉处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行政执法工作的监督，依法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广东省各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和《广东省行政执法责任制条例》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中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照本办法向市、区、县人民政府和市人民政府所属委、办、局投诉。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及市、县、区人民政府所属委、办、局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以下简称法制机构)，具体负责行政执法投诉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受理行政执法投诉；
　　(二)承办上级行政机关、同级权力机关交办或者有关行政机关反映的行政执法事项；
　　(三)向有关组织或人员调查取证，查阅文件和资料；
　　(四)审查行政执法行为是否合法、适当，拟定行政执法督察决定，并办理报批手续；
　　(五)对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执法人员违反《广东省各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和本办法的行为以及其他违法失职行为，依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提出处理建议；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四条 处理行政执法投诉，查处违法行政行为，应当遵循合法、公正、及时、便民、高效和有错必纠的原则，保障法律、法规、规章的正确实施。
　　第五条 任何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不得对投诉人进行打击报复。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行政执法投诉干扰和阻挠行政执法机关的正常执法活动。
　　第二章 投诉的方式和范围
　　第七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执法机关或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通过投诉电话或写信等方式向法制机构投诉：
　　(一)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实施的行政处罚行为不合法的；
　　(三)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不合法的；
　　(四)实施行政许可不合法的；
　　(五)实施行政收费不合法的；
　　(六)行政执法人员执法时不依法出示执法证件的；
　　(七)行政执法机关或者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中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第八条 对不属于本办法第七条规定范围的投诉，法制机构应告知投诉人向有关部门反映。
　　第三章 投诉的受理和办理
　　第九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区、县人民政府和市人民政府所属委、办、局有本办法第七条规定行为之一的，向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投诉(投诉电话：2114104)。
　　第十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有本办法第七条规定行为之一的，向区、县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投诉。
　　第十一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市人民政府所属委、办、局的直属单位和派出机构有本办法第七条规定行为之一的，向市属委、办、局法制机构投诉。
　　第十二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区、县人民政府所属委、办、局有本办法第七条规定行为之一的，可以向区、县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投诉，也可以向市人民政府所属有关委、办、局法制机构投诉。
　　第十三条 投诉人没按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的规定投诉的，接到投诉的法制机构应先受理，再移交有管辖权的法制机构办理。
　　第十四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投诉属于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受理范围内的，法制机构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已超过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期限的，可予受理。
　　(二)尚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限内的，应当告知投诉人依照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解决。投诉人表示放弃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权利坚持投诉的，可予受理。
　　(三)已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当事人又投诉的，不予受理，但应当向投诉人说明情况。
　　(四)对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处理结果不服而投诉的，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投诉人按照起诉、上诉或申诉的程序解决。
　　第十五条 法制机构对受理或移交的投诉应当及时办理，办理时应当由两名以上人员调查取证，询问投诉人。必要时向有关行政执法机关调阅案卷，询问办案人，了解案情，有关机关应当予以配合。
　　第十六条 法制机构经调查核实，投诉反映情况属实的，应当责令有关部门立即改正。对拒不改正的，可提请市、区、县人民政府或其所属委、办、局予以纠正。
　　经调查核实，投诉反映情况不实的，应当向投诉人说明情况并做好解释工作。
　　第十七条 法制机构办理行政执法投诉的期限为15个工作日；情况复杂需延长办理时间的，经法制机构负责人批准可适当延长，但一般不超过30个工作日。
　　案件办结后，应当在5个工作日之内将办理的结果告知投诉人。
　　第十八条 法制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办理行政执法投诉的各项工作制度。
　　区、县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和市人民政府所属委、办、局法制机构每半年应当向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报告一次办理行政执法投诉案件的综合情况。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干扰或阻碍法制机构办理行政执法投诉的，由市、区、县人民政府或市人民政府所属委、办、局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第二十条 法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投诉工作疏于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
　　第二十一条 行政执法机关或行政执法人员对投诉人进行打击报复的，由市、区、县人民政府或市人民政府所属委、办、局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以投诉为名，干扰或阻挠行政执法机关正常工作秩序的， 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三条 投诉涉及国家、省派驻本市的行政执法机关的，转交其上一级主管部门处理。
　　投诉涉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纪、犯罪的，分别情形移送监察部门或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人民政府政府法制机构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