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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文法的一个永恒而沉重的话题——
局限性的认识与克服

甘肃省漳县人民法院 任玉林

[摘要] 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是当前法院工作的一个中心议题。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成文法国家，审判主要依据成文法进行，成文法虽然有着巨大的优越性，但同时也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局限性，且在我国现阶段表现得较为突出，严重困扰着立法和司法。因此对成文法局限性的认识与克服对提高司法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立足于中国现实，着眼于中国古代和世界范围，从理论和实务的角度对成文法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并对克服手段及中国目前应注意的几个突出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能给对新时期全面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作用的司法能力建设有所裨益。
[关键词] 成文法 局限性 认识与克服

成文法（written law）也称制定法，是由一定的国家机关以国家的名义，依照特定程序创制的，以文字的条文作为其表现形式的法律的总称，它的文本通常被称为法典。成文法的出现与繁荣是历史的必然和进步。我国从春秋战国时制定公布成文法以来至今，一直是一个成文法国家。世界上在欧、美、亚、非洲及一些特定的地区，采取成文法制度的大陆法系国家很多，即使在采取不成文法（unwritten law）制度的英美法系国家中，成文法也占相当大的比例。成文法以其明确具体、稳定（严格的修改废止程序）、较好的预防作用、有利于社会的安全自由及改革等优越性在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然而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成文法从诞生时起就带着巨大的阴影——局限性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它，困扰着制定和适用它的国家和人们。这是一个永恒而沉重的历史规律和现象，在大力加强司法能力建设的今天，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对成文法局限性的认识与克服是中国古代
法制史上的一个沉重话题

（一）理性而正确地认识“制律—补律—代律—破律”的周期律。
中国历史上的特别是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几乎都在建国之初由皇帝亲自主持，倾举国律学才俊之力、汇集历代律典之精华、精雕细琢制定出一部精致完备的法典作为“祖宗成法”，让后代信守，且不容做任何修改。从《法经》肇始，到《秦律》、《汉律》、《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等的制定都是如此。《宋刑统》是开国皇帝赵匡胤首肯的宋代第一部法典，历代君主都不敢轻易改变；《大明律》定本后，朱元璋命令子孙嗣君不得更改，“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1）然而，这种超刚性的“完美”法典，适用不长时间，后世皇帝就冒着“不孝”的指责，先是“以敕（例）补律”、“律敕（例）并行”、随后“以敕（例）代律”、最后干脆“以敕（例）破律”了，基本上形成了周期性的规律，（2）成为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
对这种现象，几乎所有现行的中国法制史教科书都持批判态度，认为是“造成了混乱，破坏了法制，产生了恶劣后果”。孰不知这是由成文法的固有局限性造成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有其必然性和正确性。因为从开国之初到王朝的中后期，少则几十年，多则成百年，法典适用的政治经济条件已发生了很多变化，“祖宗成法”已不能解决当时的新情况，然“定律不可改”，虽经过如“成祖诏法司问囚，一依《大明律》拟议，毋妄引榜文条例为深文……成化元年又令谳囚一依正律，尽革所有条例”（3）的痛苦挣扎，但最后都不得不走“破律”的历史老路，特别是在不得不变法的特殊时期，“破律”更是必然——北宋编敕142种，其中神宗时期64种，约占总数的一半，敕条之多、规模之大，远超历代，盖因神宗时期面对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不得不任用王安石变法。敕、例因其针对性强、灵活、便捷的特点，能迅速适应大量新的复杂情况，不失为有效的办法，故历代都用之不疲。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理性而正确地认识。
（二）中国古代对成文法局限性的认识。
古人并不比今人愚笨，先贤对成文法的局限性早有认识，如《吕氏春秋》中就有精辟论述，（4）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还创造了“刻舟求剑”等成语，批评“以死守法”，提倡“因时变法”；韩非的“法与时转则治”等都是至理名言。统治者对此也有认识，如宋神宗从改革角度出发，宣布“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而律恒存于敕之外。”
（三）中国古代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成功经验与历史教训。
1. 法律形式的多样性。中国历代的法律形式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律”，而是多种形式并存，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法网体系。如秦朝的令、制、诏、程、课、式、廷行事，汉朝的令、科、比，唐朝的令、格、式、敕、典、例，宋朝的敕、令、格、式、断例、指挥、申明、看详，明朝的令、诰、例、诏等，都是对基本成文法“律”的补充。其中有的是通过立法，用成文法的形式补充，如敕、令、格、式、典、例等，有些则是用不成文法的形式补充，如廷行事、断例等，“律所不载，然后用例”。比也是常用的手段，“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5）汉律中有“决事比”，《唐律》五百条，向称完备，也有类推，《清律》中亦规定：“律无正条，则比引科断。”上述诸种法律形式并用，相互补充、完善，使整个法律体系既有相对稳定性，又有一定灵活性，更好地发挥了法律作为社会调节器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2. 实质为道德和习惯法的“礼”是极其重要的法源。礼是中国古代法文化的核心，经过汉代的“春秋决狱”，魏晋南北朝的“引礼入法”，直至隋唐的“一准乎礼”，浸透在中国古代法律之中，“礼法互补，综合为治”。《唐律疏议》开篇就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阳晓秋相须而成者也。” 封建统治者并将许多原属礼的规范赋予法律的形式，同时礼也是调整民事关系的重要工具。
3. 重视法律解释。汉代法学是从经学中发展而来，自董仲舒开“引经决狱”之先河，两汉名儒皆以“经义决狱”为时尚，如公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等十余家学派，竞相以儒家经义解释法律。晋代杜预、张斐为《晋律》作注，并说：“今所注皆网罗注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执名例以审趣舍，伸绳墨之直，去析薪之理”，（6）其目的是“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尤其是他们的注解，经朝廷认可颁行天下，与律文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故后世又称《晋律》为“张杜律”。唐《永徽律》制定后，又命皆是一时之选的19位“解律人”对之进行疏解，是历次修律活动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疏文与律文合为一体，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这些解释对成文法起了极大的补充作用。
4. 在特殊时期对法律做重大变革。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变法事件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除去政治因素外，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法律的变革，故名“变法”。就是因为原有的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应现时的需要，敕、令等“小变”已无济于事，必须进行大的系统改革。为此许多人付出了惨重甚至生命的代价。
中国古代对成文法局限性的认识与克服既有上述成功经验，也有着沉痛的历史教训：虽然对成文法的局限性有所认识，但未形成系统完备的理论，特别是补充理论；虽然有许多克服手段，但没有控制好，甚至失控，发生混乱，这主要是指对敕、例未做必要而有力的限制，使灵活性变质为随意性，从而破坏法制，如宋仁宗本人就说：“今之编敕，皆出律外，又数更改，官吏且不能晓，百姓安得闻之。”（7）唐玄宗也说：“如闻用例破敕及令格式，深非道理，自今以后，不得更然。”（8）这些教训应该成为今天的殷鉴。

二、对成文法局限性的认识与克服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

（一）自法典化运动以来，大陆法系国家历来存在着有关法典合理性问题的争论。法典是成文法的代表，法典化反映了人类统一法律的愿望和以一部完善的法典一劳永逸地调整社会关系的企图。从迪伯与萨维尼的争论，到潘德克顿与日耳曼法学派的论争；从19世纪末以埃尔利希为代表的自由法学否定法典的功能，主张自由发现法律、发展活的法律，到韦伯强调法典的形式合理性，争论一直不断。西班牙法学家早就提出过“后法典化时代”的概念，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教授那达林若•伊尔蒂（Natalil Irti）1978年发表论文《解法典化时代》（L’eta delladecodificazione），公开向传统法典化挑战，从而开创了“解法典化” （Decodification）思潮。其实，解法典化现象几乎早在所有民法典国家都存在，没有哪几个国家能够坚守住民法典的纯粹性，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先后都有用特别法和判例解法典的实际行为。
（二）概念法学的破产为成文法国家敲响了警钟。概念法学是一种在世界上影响很大的法学流派，（9）其主要观点为：在法律源渊上，独尊成文法典，认为法典是唯一法源，排斥习惯和判例等的法源地位；在法律体系上，强调逻辑自足性，对法典的内容完全自信，对条文的逻辑严谨津津乐道，对法律概念的准确孤芳自赏；完全否定法官的能动作用，认为法官仅仅运用逻辑三段论推理，使法官沦为适用法律的自动机器，视判决为“复印”法律条文的过程；在法律解释上，强调逻辑操作性，仅限于逻辑、文义和体系解释；认为法学是纯粹的理性认识，不需要价值判断，只讲合法性，不讲合理性，只讲安定性，不讲灵活性。概念法学无视成文法的缺陷，最后导致“恶法亦法”的恶果，严重干扰了纽伦堡审判，先后受到新自然法学、目的法学、自由法学、科学法学、利益法学、社会法学等法学流派的群起严厉批判，最终破产。从而敲响了清醒认识成文法局限性的警钟。
（三）成文法国家大量吸收不成文法以弥补成文法的不足。一些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审判尽管以成文法为主，但也在逐步学习判例法系的灵活性、实用性，判例制度较为发达。德国、法国利用判例修正已使用一百多年的民、商法典；德国、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的最高法院或联邦宪法法院在宪法问题上的判决具有约束力；法国最高法院承认自己公布的判例具有权威，而其行政法则主要是判例法；日本规定违反判例和违反宪法一样，可以作为上诉理由，最高法院和高等法院都出版有判例集，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许多成文法国家如马达加斯加、坦噶尼噶及非洲的一些国家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都不同程度的保留并系统编纂了习惯法。

三、对成文法局限性的理性分析

以上古今中外的种种法律现象都表明一个结论，这就是成文法有着与生俱来的先天性缺陷——局限性，对此我们应有一个清醒认识和理智分析，这在成文法国家显得尤为必要。
（一）哲学分析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对立统一的正反两个方面，“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10）对成文法这一法律现象也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它既有优越性也有局限性，但在实践中人们往往注重其优越性而忽视其局限性，这是大多数人通常的思维习惯。
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来看，成文法为形式，它所反映的内容为社会生活，内容决定形式。事物的发展是其内部一系列矛盾运动的结果。在成文法体制下，由于成文法的相对稳定性与社会生活的易变性的矛盾，立法者认识的有限性与社会生活的无限性的矛盾，法律的正义性与法律具体规定在特殊情况下适用的非正义性的矛盾，再加上语言文字对立法意图表述功能的有限性，必然使成文法的局限性始终难于避免，成为永恒的客观存在。
（二）具体分析
具体来说，成文法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
1. 滞后性。在整体上成文法与社会生活不能同步发展，永远落后于社会实际。“时代是进化的，法律是保守的。”（11）成文法制定出来后，在一定时期内就不变了，不能朝令夕改，这就是成文法的稳定性，因此有人说，法律如同文学作品，从颁布的那一刻起就僵死了；但社会生活却在一刻不停的发展变化，不可能因为制定了法律或没有法律调整而停止运动；而立法又不能及时跟进，因为立法要有一个从立项、调查、起草、讨论、审议、通过、公布的过程，这个过程有时会很长；尽管在立法时都比较重视法律的前瞻性，但对未来的预测不可能都是准确全面的。“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地走在法律的前面，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的缺口的结合，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把这缺口打开来。因为法律是稳定的，而我们谈到的社会是前进的。”（12）故成文法的滞后性在所难免，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法律也就对社会起不到好的作用，甚至会阻碍其发展，如计划经济时的法律法规，会制约市场经济的发展。
2. 不周延性。成文法不能全面反映和规范社会生活，有相当一部分社会关系游离于法律之外。立法是立法者理性思维的产物，实质上是人们的一种认识活动，而认识本身就有不全面、不正确的成分。面对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立法者煞费苦心也无法做到无一遗漏，不可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法律漏洞不可避免，表现在实践中就是立法空白。“绝大多数的立法历史表明，立法机关并不能预见法官可能遇到的问题。”（13）这样大量新型或“怪异”案件如爱心捐款归属案、侵害死胎案、明星广告误导索赔案、环境行政诉讼案、艾滋病人故意咬伤他人传播艾滋病案、帮助小偷兑现欠条案等按现行法律很难审理，（14）就会出现专门钻法律空子的“定向犯罪”。（15）
3. 不协调性。由于利益冲突，立法的主体、时间及具体情势等的不同，再加上立法者也有难以避免的技术失误等原因，一些成文法矛盾丛生，不相协调，产生“法律打架”的问题，尤其是在新旧法交替时期，会造成混乱和法律适用的困难。成文法数量很大，特别法与普通法、新法与旧法、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矛盾比比皆是，虽然有“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冲突解决原则，但根据上述原则往往得出相反的结论。从另一角度看，此法与彼法、同一部法律的不同条文、甚至一部法律的同一条文中的不同款项之间都可能有矛盾。如：现行《破产法》与《担保法》关于职工劳动债权与担保债权到底谁应在清算程序中优先受偿的规定有矛盾，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担保法》第6、21等条与第28条之间及第28条1、2款之间，也有逻辑矛盾。（16）大陆法系的民法中，在涉及“物”的领域，把人看作是“不愠不怒、不喜不悲”的“抽象人”、“理性人”，而在人作为主体的领域（人格和身份），则将人看作是有七情六欲的“具体人”；并以此为逻辑起点，规定对物的损害只赔偿经济损失，而对人的伤害除赔偿经济损失外，还要赔偿精神损失；从而导致人饲养的宠物受到伤害后，不能赔偿主人精神损失的有悖常理的结果，这是立法者人为割裂而造成的矛盾。
4. 不合目的性。成文法用文字条文表达立法意蕴，但二者之间并不完全合拍，有时词不达意，会出现不完善与不周密的问题，不能准确表述。这就更需要法律解释，而这种解释是否体现了立法原意，也难以保证。
5. 不确定性。成文法用书面语言来表述，而书面语言本身有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特别是汉语的多义性，很容易使人对法律条文、概念产生歧义，有多种理解和解释，造成模糊不清的结果。尤其是有些弹性较大的语词如“正当理由”、“显失公平”、“诚实信用”、“重大误解”、“处理”等兼具日常用语、法律用语甚至文学用语的功能，内涵模糊丰富而外延又难以确定，越解释越迷糊。实践中各个法院会有不同理解，导致同案异判，难怪乎我国法官对法条释义之类的书籍格外垂青和渴望。
6. 限制甚至窒息法官的创造性。从中外历史上看，成文法就是为防止“官断十条路，九条人不知”的法官擅断而制定的，有其进步性。但这也在同时限制甚至窒息了法官的创造性，而创造性是司法能力的最高境界，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既有法律的缺陷。在成文法下，立法与司法严格分离，法官受律条约束较为严格，仅仅是法律的执行者，难以根据公平正义原则实施法律，极可能对无法可依的情况无可奈何。我国法官对审委会过度依赖，在这方面的表现则更为突出。因此在大陆法系国家，极难产生象英美法系国家的卡多佐、丹宁那样著名的法官。这种状况极不利于司法能力的提高。

四、我国现阶段对成文法局限性应采取的克服手段

（一）依宪法补充。法院能否适用宪法判案，历来有人持否定态度，但笔者认为：宪法序言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当然包括法院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法院最主要的活动——审判活动也就必须以宪法为根本准则和法律依据，因此在民事、行政诉讼案件中是可以适用宪法原则，引用宪法条文的。但为了维护宪法的尊严，不可随意引用，只有当普通法律无具体规定，而宪法有原则规定及相关精神时，方可作为补充方法援用。在刑事案件中，定罪科刑不需援引宪法，但可把宪法条款作为认定被告人无罪的直接法律根据，否则就剥夺了被告人用宪法条款作无罪辩护的权利。最高法院针对“齐玉苓案”和“工伤概不负责案”作出的司法解释就是很好的说明。
（二）适用法律基本原则和精神。成文法局限性的客观存在，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留下了余地。这就需要寻求一条协调立法与司法相互关系的新途径，即是在部门法中根据其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基本要求，确定几条具有普遍适用价值和一定弹性的基本原则，把自由裁量权限制在基本原则要求的范围之内。于是法律基本原则也就通过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授予与限制发挥着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功能。
民事审判中如何正确处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

王刚 周文星


诉讼调解是我国重要的诉讼制度，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调解作为重要的诉讼机制，具有解决纠纷的独特优势，被国际司法界称为“东方经验”。诉讼调解不仅具有定纷止争、维护稳定的功能，而且在倡导“和为贵”的中庸文化氛围中为争议当事人重新架设交流的平台，化干戈为玉帛，变冤家为朋友，真正消除矛盾。作为诉讼方式，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诉讼效益，缓解当事人的讼累，降低诉讼成本，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本文着重谈谈调解与判决的关系。
一、调解与判决的关系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5条、第88条规定，调解应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必须是双方自愿，不得强迫，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
调解和判决都是人民法院的诉讼活动，都是案件审结方式之一，调解和判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判决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重要职权，它立足于明辨是非，定纷止争，有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对维护司法的权威，保障群众合法利益的重大意义自不待言。而调解是我国司法的优良传统，它有利于调和当事人之间的矛盾，防止纠纷的蔓延扩大，符合我们“和为贵”的民族心理，对提高诉讼效率，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独特的作用。从本质上说，判决和调解作为人民法院处理案件的两种手段，都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法治基础上，为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服务的，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二者的明显区别是调解结案是在当事人双方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实现的，不是运用国家强制力的结果。而判决则集中体现了国家法律的强制性和法院依法制裁的权威性。判决可以上诉，而调解不得上诉。二者法律文书的送达方式生效标志也不同，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其生效标志只能是当事人自愿接受送达，它不适用于留置送达和公告送达。而判决书的送达可以多样化，无论当事人是否自愿接受都将产生法律效力。
二、如何正确处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
（一）正确理解《民事诉讼法》第9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的规定。调解被誉为“东方经验”，我们要继续发扬调解这个优良传统，多做思想工作和法律宣传工作，“晓之以理，喻之以法，动之以情”，实践证明，调解是当前促进建设和谐社会行之有效的重要措施。当然，我们主张多做些调解工作，并不是说“调解万能”，也不是要求每个案件都必须调解结案，而是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解不成，应当及时判决。调解和判决都是审判活动的两种结果。当事人能达成协议并签收调解书后，审判活动便以调解的方式结案。当事人达不成协议或者又反悔的，说明调解工作已行不通，就应当及时判决。
（二）克服“久调不决”和“一判了事”两种倾向。我们在进行民事审判时，在抓好调解的同时，也要抓好及时判决。司法实践中有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片面强调调解率，甚至把调解结案率的高低作为衡量审判人员工作好坏的标准。这就导致了有些办案人员对部分案件一调再调，久调不决，影响处理案件的及时性，成了大量案件积压的原因之一。另一种倾向是能调不调，一判事了。认为案件只要事实清楚，责任分明，没有必要做调解工作，再调解是自找麻烦，画蛇添足，这也是对当事人不负责任的态度，又是不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体现。
（三）能调则调，当判则判。是调解还是判决，因当从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审判实践和有关法律规定以下案件在适用调解时应有所明显区别：
1、应特别强调调解的几类案件：（1）对涉及面大、影响面广、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有集体上访或闹事苗头的案件应多做调解疏导工作。例如：农村承包案件，包括土地、山林、水利、果园、鱼塘等承包。这些案件涉及的人员多，情况复杂，如果处理不当，硬性判决很容易引起群众上访、闹事，甚至械斗，影响社会稳定，影响安定团结。对这些案件我们要尽可能的多做调解工作、思想教育工作、法制宣传工作，尽量调解结案，从而最大限度的满足这类案件的社会效益。（2）涉及人身关系的案件，如婚姻、抚养、抚育、赡养等，对这些案件的处理要特别强调调解的问题。（3）在社会体制转型中新类型案件和政策界限不明或政策性较强的案件。如：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也应多做调解工作，不宜轻易用判决下结论。（4）对有些事实难以查清的案件。尽管调解判决都要以事实为依据，要求事实清楚，是非分明，但毕竟有些案件的事实因各种主客观原因难以查清。在这种情况下，调解结案比判决结案的效果要好的多。
2、不宜多调解应侧重于判决的案件有以下几种：（1）一方当事人明显无理，表面愿意调解，实际为拖延时间，对这类案件应当少调解，及时判决以维护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对当事人请求差别悬殊或消极应诉难以传到庭的案件也应及时判决。（3）当事人不愿接受调解的不宜勉强，应适时判决。（4）当事人一方有倒闭、撤销或者长期外出可能的案件，为避免以后当事人无法到庭应诉或者抽逃资金转移财产，不宜过多调解，以争取结案时间，便于将来执行。
3、不适用调解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调解工作的若干规定》规定了6类案件不适用调解：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案件，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对这类案件无需多言，不再进行调解。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对诉讼过程发现涉及犯罪行为的更不得调解，应当按照“两高一部”的通知，将案件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检察机关处理。
三、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判调结合、案结事了”原则是人民法院正确处理调解与判决关系的基本指针
调解与判决都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解决争议的方式，两者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在总体上讲并没有优劣之分，因此决不可对某一种结案方式采取“过热”或“过冷”的态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若干意见》进一步确立了 “能调则调、当判则判、判调结合、案结事了”的基本原则，指出“既要切实解决重判决、轻调解导致的不愿调、不会调的问题，又要防止因片面追求调解率带来的违法调、强迫调的问题，坚决防止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问题的发生”。 调解和判决都是解决纠纷的法定形式，两者相辅相成，同样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手段，任何过于贬抑一方或褒扬一方的做法，在实践中都很容易带来不利的后果。只有因案而异，因势利导，“能调则调，当判则判，判调结合”，合理地运用判决或调解方式结案，才真正符合立法本意，案件处理也才能取得最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