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市公有住房出售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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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判决承认了法人的一般人格权。该立场在理论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反对意见认为，一般人格权的重要价值基础是人格尊严，而法人无所谓尊严；法人是为了特定目的而存在的，并不享有无限的发展可能性，因此法人不能也不需要享有一般人格权。持赞同意见者或者通过否认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人的尊严，或者通过论证法人也具有独立的价值，来论证法人享有一般人格权的合理性。由于只有涉及人的尊严的自由才构成了一般人格权，法人并不需要一个一般性的人格保护，德国法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有其特定的制定法背景，因此，在一般意义上法人不应享有一般人格权。


　　在德国，一般人格权是以自然人尊严和人格发展保护者的身份得到承认的，[1]并因为其道德和价值基础而在违反德国民法教义学体系的情况下依然成为德国私法秩序的必要组成部分。[2]然而当一般人格权被承认之后，其保护的主体范围很快表现出一种扩张的倾向：司法机关将法人等组织体也纳入到了一般人格权的保护之下。与此同时，反对法人享有一般人格权的声音以及与此有关的论战之声也不绝于耳。目前，中国人格权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准备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期间也有论者提出应该承认法人的一般人格权，并以德国法作为借鉴的主要依据。但法人真的应该享有一般人格权吗？本文将通过分析德国法院如何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为何要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以及期间的论战，提出笔者对法人是否应该享有一般人格权的观点，希望对立法和理论有所裨益。

一、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法人一般人格权的承认

最晚在1975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就表达了保护法人一般人格权的思想。在“侵害声誉的剧本中的艺术自由案（Kunstfreiheit bei rufsch?digigendem Theaterstück）”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上述一点（指艺术自由和其他价值的冲突应该基于基本法的价值体系并顾及到该价值体系的统一来解决——作者按）也适用于艺术自由和宪法所保护的人格领域之间的冲突。作为法人的本案原告也享有宪法所保护的人格领域（基本法第2条第1款），虽然仅限于它作为法律创造物的本质和所被赋予的功能所限定的范围之内。”[3]如果说在该案中，法院仅仅是从宪法规范的角度论证了一般性的保护法人人格的必要性，并没有认为一定要采取一般人格权这种模式，那么1981年6月26日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的“卡雷拉案（Carrera，Rennsport-Gemeinschaft）”判决则划时代明确提出了法人享有一般人格权的命题。该法院认为：“民法典第12条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6条关于姓名权的规定，并不能排除将他人姓名用作广告目的侵害了该人的一般人格权。在本争议案件中原告不是自然人而是一个两合公司（Kommanditgesellschaft）和上述观点并不矛盾。不仅自然人，而且法人、商法上的人合公司、无限公司（OKH）以及两合公司（KG）——只要根据它的本质可以适用一般人格权——也享有一般人格权赖以建立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基本法第19条第3款）。如同联邦最高法院一再判决的那样，在它们本质的框架和法律所赋予它们的功能范围内它们也可以要求人格的保护。”[4]

在此，法院的逻辑非常简单：一般人格权是基于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得到承认的，而《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3款规定，“基本权利对国内法人也有效，只要根据其本质基本权利可以适用”。法院认为，法人根据其本质也应该享有基本法第2条第1款中规定的“人格发展”的基本权利，所以法人可以享有一般人格权，法人一般人格权就是宪法第2条第1款规定的基本权利在民法中的表现。单从法条来看，法院的论证似乎并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法人根据其性质能否享有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规定的基本权利，进而享有一般人格权？联邦德国最高法院对此却没有论证，只是简单的给出了结论：法人可以享有基本法第2条规定的人格发展自由。这一点正是在此前后理论界关于法人可否享有一般人格权争论的焦点。

二、德国学者关于法人一般人格权的论争

尽管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不断的判决而最终明确承认了法人的一般人格权，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完全为理论界所接受。在司法机关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的前后，理论界为此发生了持续的争论。

（一）反对法人一般人格权的理由及其评价

1.反对法人一般人格权的理由

在一般人格权得到承认前后，非常多的学者认为，“对法人、无权力能力社团和其他的人的共同体不应适用一般人格权。”[5]其理由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在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之前，不仅理论上认为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人的尊严和人格发展，而且德国司法实践也将一般人格权建立在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的基础之上，而基本法第1条是关于人的尊严的规定。但是“法人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6]“法人不是人的尊严的承载者”，[7]所以法人无法享有基于人的尊严和人格发展而发展出来的制度。其二，一般人格权是为了适应自然人人格发展的无限可能性才发展出来的制度，但是法人是为了实现自然人的特定目的而设立的，“法人无法享有为自然人所设定的广泛意义上的一般人格权，因为它们无法拥有如此广泛的利益范围”。[8]总而言之，一直以来的观点将一般人格权建构在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之上，但“基本法第1条不能适用于法人；基本法第2条尽管可以适用于法人，但是适用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9]所以法人无法享有基于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而得到承认的一般人格权。

2.反对法人一般人格权的意见的不足

上述反对意见最大的不足在于，反对法人享有一般人格权，却不反对法人享有特别人格权，但是对此没有做合理性说明。[10]同样的学者提出“人格权的主体不仅是单个人，而且也可以是社团（Verband）”。[11]其甚至主张：“从自然人一般人格权中发展出来的具体人格权可以被适用于法人、无权利能力社团以及其它人的组织的保护，只要这种保护不以自然人的属性为前提。”[12]事实上，一方面认为由于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人的尊严，所以反对法人享有一般人格权，另一方面又认为法人可以享有具体人格权，这种观点本身就存在着需要解释的矛盾。因为根据联邦德国最高法院的观点，“具体人格权是一般人格权的特殊表现形式”。[13]具体人格权的价值基础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依然是自然人的尊严。但是上述的观点却均没有解释为什么法人可以享有具体人格权，而不解释这一点，从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尊严入手反对法人一般人格权的说服力就大打折扣了。

另外，上述反对意见在某些方面也表现出了矛盾和模糊不清。如胡布曼教授一方面认为法人不应该享有一般人格权，另一方面又认为，“但这却不意味着，它仅仅享有法律所规定的人格权，而是它必须能够引用从一般人格权中所推导出来的权能，只要在法人中存在着类似的值得保护的利益”。[14]根据这个模棱两可的命题，可以认为作者主张法人可以享有一种类似于自然人一般人格权，但是又不同于自然人一般人格权的人格权。那问题就在于，法人享有的这种人格权到底是不是一般人格权？作者的这种不清晰的态度是由其关于一般人格权价值基础的认识造成的。从《人格权》一书的起点来看，作者认为一般人格权的基础在于自然人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在论证法人可以享有人格权时，作者依然没有放弃这个思路，它将法人的人格权也建立在自然人的尊严基础上，提出“因为这种形成物（指团体——作者按）是由人联合而来并被打上了人的追求、人的能力和人的意志的烙印，同时承载着人的追求、人的能力和人的意志，所以它是人的价值的承担者。它也包含着设立者的精神并试图实现这种精神”。[15]按照这种理解，法人似乎也承载着独立的属于自然人的价值，因而可以享有人格权，所以他的观点表现出一定矛盾之处。

（二）赞同法人一般人格权的理由及评价

1.赞同法人一般人格权的理由

法人和一般人格权的矛盾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此前的一般人格权理论认为，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人的尊严和人格发展；另一方面，法人是一个服务于自然人的法律建构的产物，没有尊严和本身的价值。从论证方法的角度来看，只要驳倒这两点中的任何一点，就可以证成法人可以享有一般人格权。而事实上，这确实也是主张法人可以享有一般人格权的学者们努力的两个方向。

（1）否认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自然人的尊严

在论证法人一般人格权的问题上，第一种方法就是否认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自然人的尊严。克利珀（Diethelm Klippel）教授采取了这种方法。他认为主张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自然人尊严的学者都认为一般人格权起源于1954年的“读者来信案”，但事实上“一般人格权的历史并不是开始于联邦最高法院1954年4月25日的读者来信案判决。回顾大的历史背景的话，人们可以发现认为一般人格权和自然人的属性不可分割的观点是无法继续的”。[16]首先，“从法律史的角度来看，自由的私人所有权就是从人格中获得其合法性的……。尽管在自然人的人格和所有权概念之间存在着这种合法性的关联，但是无可争议的是法人至少可以享有所有权”。[17]其言外之意就是：所有权是人格性的权利，法人可以享有所有权，所以法人并非不可以享有人格性的权利。其次，从历史起源的角度来看，“这个权利从一开始并不认为仅仅是自然人的权利。因为在19世纪它被作为权利的范畴发展出来就是为了能够在民法上把握发明权、著作权、姓名权、商号权和商标权并对这些权利进行体系性的归入”。[18]最后，他认为较早使用一般人格权概念的基尔克（Gierke）和科勒（Joseph Kohler）使用该概念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反对不正当竞争，[19]“从这个角度来看，团体特别是商事公司也是值得保护的，这就可以理解它们也是可以享有一般人格权的”。[20]根据以上的论述，一般人格权和自然人的尊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法人享有一般人格权具有历史基础。

（2）强调法人等社会、经济组织本身的价值[21]

论证法人等社会组织可以享有一般人格权的另外一个方法是不否认一般人格权本身的价值基础这个基本前提，转而论证法人等社会组织本身具有和自然人类似的尊严或者独立价值。例如上述克利珀教授就认为：“社会组织是自然人为了实现特定目的而构建的。因为社会法律秩序承认了这个目的，所以它就保证（社会组织）在法律上的独立性。”[22]根据这种组织体的观念，他认为组织体可以“被赋予超越财产能力的、独立的法律上的配备”。[23]这就为组织体享有一般人格权打开了方便之门。也有学者提出：“法人不仅是法律技术上的建构，而且也是法律交往的参与者和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就像对自然人一样，在法人的问题上，在考虑其利益时，也应该从一个广泛的价值保护要求出发。”[24]更有学者明确提出：“法人作为一个集合的统一体，基于它的社会价值也拥有尊严和人格，因此承认它们可以享有基于宪法第1条和第2条第1款而建立的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是没有障碍的。”[25]

2.上述两种论证思路的评价

从论证方法的角度来看，上述两条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其理由却都不是特别充分。就否认一般人格权的基础是自然人的尊严这个思路而言，它并不符合直到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之时的法律事实。尽管历史上存在着各种关于一般人格权的观点，但是此前联邦最高法院所承认的一般人格权都是以自然人的尊严为基础的一般人格权，学者们为了论证一般人格权而提出的理由都是自然人的尊严。如果否认了这个基础去谈一般人格权，那么此一般人格权已经不是彼一般人格权了。就法人也存在自己独立的社会价值的论证理由而言，且不论法人是否真的享有独立的社会价值，即使承认了法人的独立社会价值，我们还需要分析法人的独立社会价值能不能和自然人的尊严等价值等同视之——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事实上可能大部分的学者并不反对保护法人的声誉等等利益，但问题是，这种保护一定要采取一般人格权这种制度模式吗？

三、法人可以享有一般人格权吗——对德国理论和实践观点的反思

（一）法人一般人格权的偶然性——德国实践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制度的制度背景

尽管有上述种种反对意见，但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德国司法实践确实承认了法人的一般人格权。这种现象又如何解释呢？笔者认为德国司法实践承认法人一般人格权首先有其特定的制定法背景。这种特有的制定法背景说明法人一般人格权的存在并不是必然的，而是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7年4月11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1997年4月11日公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做好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工作，保证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履行代表义务，发挥代表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
》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代表对全省各方面工作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是法律赋予的职权。代表要密切联系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经常倾听人民群众呼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努力履行代表职责。
第三条 承办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是有关机关和组织应尽的职责，是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具体体现，必须严肃认真，及时向人民代表作出负责的答复。

第二章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
第四条 代表通过视察、调查、座谈、走访等形式与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根据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对有关机关和组织各方面工作积极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
第五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向大会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闭会期间，代表向省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也可以向其他有关机关、组织及个人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
第六条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可以由一名代表或数名同级代表联名提出。
第七条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基本要求：
（一）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围绕本省大政方针、重要事项以及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
（二）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内容应当简明扼要，实事求是，有具体的意见和要求；
（三）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采取书面形式提出，字迹清楚，使用统一印刷的专用纸。做到一事一案。

第三章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交办
第八条 对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实行归口负责、分级办理的原则。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大会秘书处按其内容、分别交由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及有关部门研究办理；在闭会期间，代表提出的建议、
批评和意见，由省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负责交办。
第九条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内容所涉及的问题，需要两个以上单位共同办理的，属于省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承办的，由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负责协调，确定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属于其他方面的由省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负责协调，确定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
第十条 承办单位对所承办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要及时研究办理。对不属于本单位职权范围内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原承办单位收到后在十日内应向交办机关说明情况，经同意后及时退回，再由交办机关重新确定承办单位。各承办单位不得自行转交。

第四章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
第十一条 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注重办理质量。凡是能够解决的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抓紧解决；因条件限制，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要纳入规划，积极创造条件逐步解决；对确实不能解决的问题，应如实向代表说明情况。
第十二条 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要健全制度，严格程序。应有领导分管、部门负责和具体承办人员分级负责制。

第十三条 代表向代表大会提出的议案作为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的，按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程序办理。
第十四条 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承办单位应遵守有关法规的规定，保证办理质量。
（一）对代表建议从交办之日起三个月内，至迟不超过六个月，予以答复。对急需办理的，要急事快办，及时答复；对个别比较复杂问题，在限期内不能办理完的，应先向代表说明情况，待办完后再作答复。
（二）对代表联名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分别逐个答复代表。
（三）对内容相同的建议、批评的意见，可以并案办理，分别答复。
（四）答复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复文应按统一的格式行文，要经承办单位负责人审核并加盖单位公章，列入文件管理。
（五）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复文除直接答复代表外，应抄报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属于省人民政府所属部门的，还应抄报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六）承办单位要加强同代表的联系，主动与代表沟通情况，共商解决办法，征求代表对办理落实情况的意见。
（七）凡属重要的和代表要求当面答复的，承办单位应向代表作面对面答复。

第五章 督促和检查
第十五条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可以通过述职评议、组织代表视察、跟踪督办等多种形式加强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督办机关和承办单位都应征求代表对办理和答复的意见，对代表不满意的答复件，承办单位应重新研究办理。
第十七条 在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中，对领导重视，办理认真、成绩突出的单位或个人，应给予表彰；对相互推诿、敷衍塞责不负责任的行为，要给予批评、教育；对代表进行无理指责、打击报复的单位或领导，情节严重者，有关部门应追究行政或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在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完毕后，要向省人大常委会写出办理情况的报告，接受审议。省人大常委会要向下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提出书面报告。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条例各市、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可参照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1997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