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周祖德、周祖明等诉周祖华、周祖荣等房屋纠纷一案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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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周祖德、周祖明等诉周祖华、周祖荣等房屋纠纷一案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周祖德、周祖明等诉周祖华、周祖荣等房屋纠纷一案的复函
1992年7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92年1月13日《关于周祖德、周祖明等诉周祖华、周祖荣等房屋纠纷一案的请求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原、被告双方争议的街面房屋系其祖父母周树堂（1943年故）、周邱氏（1980年故）于1936年购置。1951年土改时确定，周家房屋不进不出。周邱氏在去世前一直居住此房，双方当事人都不能证明已分家析产。周祖华等所持土地房产证系其父周先富1954年自报的，证上无周邱氏的名字，却有土改后出生的周祖华、周祖萍的名字，所以该证没有真实反映周家土改时的实际情况。据此，我们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的第二种意见，即争议的房屋应认定为周邱氏夫妇的遗产，并按法定继续处理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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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又称原产地标志（或名称），《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以下简称TRIPS协议）第22条第1款将其定义为：“其标志出某商品来源于某成员地域内，或来源于该地域中的地区或某地方，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与该地理来源有关”。
欧洲尤其是法国，对地理标志、原产地标志的保护要求已经到了炙热的程度。我国现行《商标法》也规定了地理标志的定义：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所决定的标志。可见，地理标志是表明某一种商品来源于一成员方地域内，或此地理内的一地区并且该产品的特定品质、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与该地理来源相关联的标志。其身份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知识产权。
众所周知，知识产权为是民事权利，是一种典型的私权利。地理标志作为知识产权属下的一种，自然属于私权，但无论从使用还是管理上，又不同于其他如商标、专利等纯粹的私权，法律同时为它提供了国家公权力的保护屏障。
我国对地理标志提供“双轨道”保护。目前，我国的法律对地理标志的保护见诸于纯地理标志行政保护：《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细则》；作为商标保护：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16条，《商标法实施条例》，2007年《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文件。
我国于1993年修改的商标法实施细则（现已失效），将地理标志作为证明商标纳入商标法律保护体系，据此，1994年国家工商局制定了《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规定“证明商标是指由对某种商品或者服务具有监督和检测能力的组织所控制，而由该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于其商品或者服务，用以证明该商品或者服务的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精确度或者其他特定品质的商品商标或者服务商标”。2001年颁布实施的《商标法》第16条，加入了对地理标志保护的规定“商标中有商品的地理标志，而该商品并非来源于该标志所标示的地区，误导公众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但是，已经善意取得注册的继续有效。前款所称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 2002年的《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商标法第16条规定的地理标志，可以依照商标法和本条例的规定，作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申请注册。 ……”
由国家质监总局于2005年颁布实施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规定，对于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资格的生产者有规范性使用标准的约束，如果违反规定可能面临被注销、停止使用的风险；对于其他生产者使用与专用标志相近、易产生误解的名称或标识及可能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或图案标志，使消费者将该产品误认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行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将依法进行查处。
从上文件可以看出， 目前我国对地理标志保护实行的是“双轨道保护”。即一方面国家质监部门通过公权力实施主动保护，另一方面，允许将地理标准注册为证明商标，申请人通过工商总局商标局申请设定商标权后，借助于商标法进行司法及行政保护，后者体现的是私权性质的保护。
“双轨道”保护的精神一致
首先，从申请人及使用人的资格来看，两条轨道是保持一致的。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规定，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请，由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请机构或人民政府认定的协会和企业（以下简称申请人）提出。《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申请人资格确认评定规范》规定，申请人应当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业协会等社团法人或者事业法人，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不接受政府、企业或个人的申请。申请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具有监督和管理农产品地理标志及其产品的能力；（二）具有为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加工、营销提供指导服务的能力；（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而根据《商标法》及条例，如果申请注册商标中含有地理标志，而申请商品又并非来源于该标志所标示的地区，容易误导公众，是不予注册的。以地理标志作为证明商标及集体商标注册或要求使用的，必须具备规定条件，如集体商标是以团体、协会或者其他组织名义注册，供该组织成员在商事活动中使用，以表明使用者在该组织中的成员资格，符合使用条件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要求参加该组织或直接正当使用该集体商标；申请注册为证明商标以及要求使用的，亦需符合使用该地理标志条件。由此看来，质监局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与商标法及条例的规定从申请人及使用人的资格，也是保持一致，并未有明显冲突。
其次，公权力保护与私权利救济，二者并不冲突。
在我国，对地理标志实施的是公权与私权的双重保护，虽然从保护形式上看，两条平行轨道中的主管部门存在冲突，但从权利人的权利保护角度，反而是一种权利的加强。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中体现的是国家公权力主动、强制性地介入地理标志的监督、管理及保护，《规定》要求各地质检机构依法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实施主动保护。对于擅自使用或伪造地理标志名称及专用标志的；不符合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和管理规范要求而使用该地理标志产品 的名称的；或者使用与专用标志相近、易产生误解的名称或标识及可能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或图案标志，使消费者将该产品误认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行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将依法进行查处。可见，质监部门公权力的主动、强制管理及权力干预，为地理标志的权利人提供了公权力保护的屏障。
而从商标保护的角度分析，一方面，商标法排斥将地理标志申请注册为普通意义的商标，即《商标法》第16条规定，商标中有商品的地理标志，而该商品并非来源于该标志所标示的地区，误导公众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已经善意取得注册的继续有效）。《商标法实施条例》又规定，以地理标志作为证明商标注册的，其商品符合使用该地理标志条件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要求使用该证明商标，控制该证明商标的组织应当允许。换言之，商标法虽然规定了申请人可以将地理标志申请为证明商标，但证明商标权利人并不能因此获得完全意义上的私权，依然存在法定许可使用的情形。可见，商标法对地理标志保护的精神，与后来出台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是一致的，二者并未有明显冲突。如果质监部门对地理标志的监督使用未能尽其所能时，权利人也可以借助于商标法的规定，对侵权行为通过司法途径提起诉讼。可见，“双轨道”的保护对权利人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讲，却是加强了权利保护的屏障。
“双轨道保护”缺乏统一，分工不明确。对地理标志的使用及管理，需要尽快出台更完善的法律文件，为地理标志的保护提供一个健全的法律环境。
我们认为，从保护精神的层面，对地理标志的保护二者殊途同归，但在保护形式、管理部门以及规范性文件中，以及在管理及保护的细节操作中，仍然存在混乱。例如在质监部门的管理中，一旦认定了一项地理标志，便已排除了符合规定条件的第三方继续使用该标志。而商标法中则保留了在先权利人的继续使用权。曾经在媒体上见诸报端一度成为关注焦点的“三华李”一案，便是典型的个案。在翁源县获得“三华李”地理标志保护之前，如果“三华李”经过几十年的推广种植，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品种名称，遍布岭南其他区县并大规模种植推广，其他地区销售的“三华李”称谓已深入人心，“三华李”的地域性称谓已逐渐淡化或弱化，此时再就“三华李”单独授予翁县地理标志进行保护，已违反了地理标志保护制度设立的初衷。即使“三华李”已被认定为地理标志，未来也不应否定其他已形成规模及知名度的区县继续使用该名称，否则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以及产业发展，而是应通过其他方式予以纠正。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具有丰富的独特品质的农副土特产品，而这种品质往往是由当地特有的地理气候环境决定的，保护地理标志，实施品牌经营战略，对于促进我国农副土特产品产业化及市场化，大力发展地方农业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地理标志的保护在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尚属新生事物，但其对于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如何在各部门间合理分工，指定完善的保护规范，是健全地理标志保护的首要工作。同时加强地理标志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地理标志保护意识，保护地理标志所有人的正当利益，也是我国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建议各部门能通过圆桌会议，将地理标志的保护问题出台统一、完善的保护规范，以健全其法律保护体系。
（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 田美玉）
中国政府 泰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植物检疫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４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以下简称“双方”），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在植物检疫领域的合作，有效地防止有害生物从一方传入对方并蔓延，保护双方的植物生产和植物资源，促进两国经济、贸易和科技交流的发展，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本协定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有害生物”，是指任何对植物或植物产品有害的植物、动物或病原体的种、株（品）系、或生物型。
（二）“植物”，是指活的植物及其器官，包括种子。
（三）“植物产品”，是指未经加工的植物性材料（包括谷物）和那些虽经加工但由于其性质或加工的性质而仍有可能造成有害生物扩散危险的产品。
（四）“检疫性有害生物”，是指对受其威胁的地区具有潜在经济重要性、但尚未在该地区发生，或虽已发生但发布不广并进行官方防治的有害生物。
（五）“限定物”，是指任何能藏带和传播有害生物的仓储地、运输工具、集装箱或其它物品或材料，特别是在涉及国际运输的情况下。
第二条 双方应当加强各自国家的有害生物控制工作，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有害生物从一方传入对方。
第三条 一方输往对方的任何限定物，均须符合下列规定：
（一）输往对方的限定物必须符合对方的检疫法规。对输往对方的限定物进行严格检疫，并附有出口植物检疫证书，证明该批货物不带有对方所关心的检疫性有害生物。
（二）避免使用草杆、叶子和其它可能被病虫害感染的植物材料作包装和铺垫材料，可以使用纸及合成材料，运输工具、包装、铺垫材料清洁或者经消毒处理。
（三）不得将土壤出口或者随货物传带到对方。
第四条 各方有权依照本国植物检疫法规，对从对方进口的限定物实施检疫，但对易腐烂物品应缩短检疫时间。发现问题时有权对受感染的限定物进行适当的检疫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及时通知另一方；对方要求复核的，应当给予配合，有关费用由出口方负担。
第五条 双方加强出口检疫方面的合作。经对方同意，一方可以派检疫人员到对方协助检疫。
第六条 双方应当互相通报下列情况：
（一）正在执行和新颁布的有关植物检疫法规，包括国家公布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
（二）本国病虫害发生及防治情况，特别是病虫害流行及新发生情况。一方应当在每年的四月前向对方通报情况。情况紧急时，应当立即通报。
（三）开展植物检疫合作项目，一方未经对方许可，不得将双方在植物检疫领域合作取得的科研成果和经验转让给第三方。
第七条 双方在植物检疫领域，特别是边界植物检疫方面进行合作，包括建立数据库、采用共同的操作规程和程序等。
第八条 为了解决本协定执行中的实际问题，交流双方在植物检疫方面的科研成果和工作经验，经双方协商，在对等的原则下，可以派专家互访和轮流在两国召开会议。国际旅费由派出一方自理，专家访问和会议期间的食宿、交通由东道国负担。
第九条 实施本协定的主管部门：
中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泰方为泰王国农业与合作部。
第十条 双方对执行本协定发生争议时，应当由双方对等组成的混合委员会进行友好协商解决。混合委员会人数最多不超过六人。混合委员会在提出建议的一方会晤，并自建议提出之日起两个月内进行协商。
第十一条 本协定不影响双方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签订的双边协定和多边协定。
第十二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年。如本协定期满前六个月任何一方未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对方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有效期自动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
本协定一式二份，每份均用中文、泰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如有异议，以英文文本为准。
本协定于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４日在北京签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泰王国政府代表
欧洲尤其是法国，对地理标志、原产地标志的保护要求已经到了炙热的程度。我国现行《商标法》也规定了地理标志的定义：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所决定的标志。可见，地理标志是表明某一种商品来源于一成员方地域内，或此地理内的一地区并且该产品的特定品质、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与该地理来源相关联的标志。其身份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知识产权。
众所周知，知识产权为是民事权利，是一种典型的私权利。地理标志作为知识产权属下的一种，自然属于私权，但无论从使用还是管理上，又不同于其他如商标、专利等纯粹的私权，法律同时为它提供了国家公权力的保护屏障。
我国对地理标志提供“双轨道”保护。目前，我国的法律对地理标志的保护见诸于纯地理标志行政保护：《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细则》；作为商标保护：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16条，《商标法实施条例》，2007年《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文件。
我国于1993年修改的商标法实施细则（现已失效），将地理标志作为证明商标纳入商标法律保护体系，据此，1994年国家工商局制定了《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规定“证明商标是指由对某种商品或者服务具有监督和检测能力的组织所控制，而由该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于其商品或者服务，用以证明该商品或者服务的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精确度或者其他特定品质的商品商标或者服务商标”。2001年颁布实施的《商标法》第16条，加入了对地理标志保护的规定“商标中有商品的地理标志，而该商品并非来源于该标志所标示的地区，误导公众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但是，已经善意取得注册的继续有效。前款所称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 2002年的《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商标法第16条规定的地理标志，可以依照商标法和本条例的规定，作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申请注册。 ……”
由国家质监总局于2005年颁布实施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规定，对于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资格的生产者有规范性使用标准的约束，如果违反规定可能面临被注销、停止使用的风险；对于其他生产者使用与专用标志相近、易产生误解的名称或标识及可能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或图案标志，使消费者将该产品误认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行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将依法进行查处。
从上文件可以看出， 目前我国对地理标志保护实行的是“双轨道保护”。即一方面国家质监部门通过公权力实施主动保护，另一方面，允许将地理标准注册为证明商标，申请人通过工商总局商标局申请设定商标权后，借助于商标法进行司法及行政保护，后者体现的是私权性质的保护。
“双轨道”保护的精神一致
首先，从申请人及使用人的资格来看，两条轨道是保持一致的。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规定，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请，由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请机构或人民政府认定的协会和企业（以下简称申请人）提出。《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申请人资格确认评定规范》规定，申请人应当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业协会等社团法人或者事业法人，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不接受政府、企业或个人的申请。申请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具有监督和管理农产品地理标志及其产品的能力；（二）具有为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加工、营销提供指导服务的能力；（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而根据《商标法》及条例，如果申请注册商标中含有地理标志，而申请商品又并非来源于该标志所标示的地区，容易误导公众，是不予注册的。以地理标志作为证明商标及集体商标注册或要求使用的，必须具备规定条件，如集体商标是以团体、协会或者其他组织名义注册，供该组织成员在商事活动中使用，以表明使用者在该组织中的成员资格，符合使用条件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要求参加该组织或直接正当使用该集体商标；申请注册为证明商标以及要求使用的，亦需符合使用该地理标志条件。由此看来，质监局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与商标法及条例的规定从申请人及使用人的资格，也是保持一致，并未有明显冲突。
其次，公权力保护与私权利救济，二者并不冲突。
在我国，对地理标志实施的是公权与私权的双重保护，虽然从保护形式上看，两条平行轨道中的主管部门存在冲突，但从权利人的权利保护角度，反而是一种权利的加强。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中体现的是国家公权力主动、强制性地介入地理标志的监督、管理及保护，《规定》要求各地质检机构依法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实施主动保护。对于擅自使用或伪造地理标志名称及专用标志的；不符合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和管理规范要求而使用该地理标志产品 的名称的；或者使用与专用标志相近、易产生误解的名称或标识及可能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或图案标志，使消费者将该产品误认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行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将依法进行查处。可见，质监部门公权力的主动、强制管理及权力干预，为地理标志的权利人提供了公权力保护的屏障。
而从商标保护的角度分析，一方面，商标法排斥将地理标志申请注册为普通意义的商标，即《商标法》第16条规定，商标中有商品的地理标志，而该商品并非来源于该标志所标示的地区，误导公众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已经善意取得注册的继续有效）。《商标法实施条例》又规定，以地理标志作为证明商标注册的，其商品符合使用该地理标志条件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要求使用该证明商标，控制该证明商标的组织应当允许。换言之，商标法虽然规定了申请人可以将地理标志申请为证明商标，但证明商标权利人并不能因此获得完全意义上的私权，依然存在法定许可使用的情形。可见，商标法对地理标志保护的精神，与后来出台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是一致的，二者并未有明显冲突。如果质监部门对地理标志的监督使用未能尽其所能时，权利人也可以借助于商标法的规定，对侵权行为通过司法途径提起诉讼。可见，“双轨道”的保护对权利人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讲，却是加强了权利保护的屏障。
“双轨道保护”缺乏统一，分工不明确。对地理标志的使用及管理，需要尽快出台更完善的法律文件，为地理标志的保护提供一个健全的法律环境。
我们认为，从保护精神的层面，对地理标志的保护二者殊途同归，但在保护形式、管理部门以及规范性文件中，以及在管理及保护的细节操作中，仍然存在混乱。例如在质监部门的管理中，一旦认定了一项地理标志，便已排除了符合规定条件的第三方继续使用该标志。而商标法中则保留了在先权利人的继续使用权。曾经在媒体上见诸报端一度成为关注焦点的“三华李”一案，便是典型的个案。在翁源县获得“三华李”地理标志保护之前，如果“三华李”经过几十年的推广种植，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品种名称，遍布岭南其他区县并大规模种植推广，其他地区销售的“三华李”称谓已深入人心，“三华李”的地域性称谓已逐渐淡化或弱化，此时再就“三华李”单独授予翁县地理标志进行保护，已违反了地理标志保护制度设立的初衷。即使“三华李”已被认定为地理标志，未来也不应否定其他已形成规模及知名度的区县继续使用该名称，否则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以及产业发展，而是应通过其他方式予以纠正。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具有丰富的独特品质的农副土特产品，而这种品质往往是由当地特有的地理气候环境决定的，保护地理标志，实施品牌经营战略，对于促进我国农副土特产品产业化及市场化，大力发展地方农业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地理标志的保护在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尚属新生事物，但其对于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如何在各部门间合理分工，指定完善的保护规范，是健全地理标志保护的首要工作。同时加强地理标志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地理标志保护意识，保护地理标志所有人的正当利益，也是我国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建议各部门能通过圆桌会议，将地理标志的保护问题出台统一、完善的保护规范，以健全其法律保护体系。
（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 田美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植物检疫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植物检疫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４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以下简称“双方”），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在植物检疫领域的合作，有效地防止有害生物从一方传入对方并蔓延，保护双方的植物生产和植物资源，促进两国经济、贸易和科技交流的发展，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本协定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有害生物”，是指任何对植物或植物产品有害的植物、动物或病原体的种、株（品）系、或生物型。
（二）“植物”，是指活的植物及其器官，包括种子。
（三）“植物产品”，是指未经加工的植物性材料（包括谷物）和那些虽经加工但由于其性质或加工的性质而仍有可能造成有害生物扩散危险的产品。
（四）“检疫性有害生物”，是指对受其威胁的地区具有潜在经济重要性、但尚未在该地区发生，或虽已发生但发布不广并进行官方防治的有害生物。
（五）“限定物”，是指任何能藏带和传播有害生物的仓储地、运输工具、集装箱或其它物品或材料，特别是在涉及国际运输的情况下。
第二条 双方应当加强各自国家的有害生物控制工作，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有害生物从一方传入对方。
第三条 一方输往对方的任何限定物，均须符合下列规定：
（一）输往对方的限定物必须符合对方的检疫法规。对输往对方的限定物进行严格检疫，并附有出口植物检疫证书，证明该批货物不带有对方所关心的检疫性有害生物。
（二）避免使用草杆、叶子和其它可能被病虫害感染的植物材料作包装和铺垫材料，可以使用纸及合成材料，运输工具、包装、铺垫材料清洁或者经消毒处理。
（三）不得将土壤出口或者随货物传带到对方。
第四条 各方有权依照本国植物检疫法规，对从对方进口的限定物实施检疫，但对易腐烂物品应缩短检疫时间。发现问题时有权对受感染的限定物进行适当的检疫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及时通知另一方；对方要求复核的，应当给予配合，有关费用由出口方负担。
第五条 双方加强出口检疫方面的合作。经对方同意，一方可以派检疫人员到对方协助检疫。
第六条 双方应当互相通报下列情况：
（一）正在执行和新颁布的有关植物检疫法规，包括国家公布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
（二）本国病虫害发生及防治情况，特别是病虫害流行及新发生情况。一方应当在每年的四月前向对方通报情况。情况紧急时，应当立即通报。
（三）开展植物检疫合作项目，一方未经对方许可，不得将双方在植物检疫领域合作取得的科研成果和经验转让给第三方。
第七条 双方在植物检疫领域，特别是边界植物检疫方面进行合作，包括建立数据库、采用共同的操作规程和程序等。
第八条 为了解决本协定执行中的实际问题，交流双方在植物检疫方面的科研成果和工作经验，经双方协商，在对等的原则下，可以派专家互访和轮流在两国召开会议。国际旅费由派出一方自理，专家访问和会议期间的食宿、交通由东道国负担。
第九条 实施本协定的主管部门：
中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泰方为泰王国农业与合作部。
第十条 双方对执行本协定发生争议时，应当由双方对等组成的混合委员会进行友好协商解决。混合委员会人数最多不超过六人。混合委员会在提出建议的一方会晤，并自建议提出之日起两个月内进行协商。
第十一条 本协定不影响双方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签订的双边协定和多边协定。
第十二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年。如本协定期满前六个月任何一方未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对方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有效期自动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
本协定一式二份，每份均用中文、泰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如有异议，以英文文本为准。
本协定于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４日在北京签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泰王国政府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