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矿产部关于《对〈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作进一步解释的请示》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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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矿产部关于《对〈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作进一步解释的请示》的复函
地质矿产部关于《对〈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作进一步解释的请示》的复函
1994年8月9日，地矿部
安徽省地质矿产局：
你局地法〔1994〕253号《关于要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作进一步解释的请示》收悉。根据《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五条规定，部认定你局对《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中的“地下水资源”仅指该细则附件所列的“地下水”这一矿种而言，不包括地下热水（为地热资源的一种）、矿泉水的理解是完全正确的。
《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及《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均是国务院行政法规。这两部法规在其附件和附录中均很明确地将地热（含地下热水）、矿泉水列为并列矿种，与地下水之间不存在从属关系。因此《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中的“地下水资源”仅指上述两部行政法规附件和附录中所列的“地下水”，不包括地下热水、矿泉水。故开采地下热水、矿泉水只适用《矿产资源法》及其配套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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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裁判离婚标准的比较研究
法商研究 发表时间：199801
裁判离婚标准作为诉讼离婚的起因和归结，在诉讼离婚中居于多重地位，扮演着多种角色，包容了多方面的含义：首先，它是法律所规定的是否准予离婚的一般规范模式，构成判决离婚赖以认定和适用的普通标准；其次，它是法院在每一个诉讼离婚的操作过程中据以决定是否裁判离婚的强制性法定条件；第三，它是法律所确认的引发离婚纠纷的直接的、现实的原因事实，被称作法定离婚原因；第四，它是当事人提起离婚诉讼，请求解除婚姻关系的事实依据和法定理由。基于此，裁判离婚标准构成了决定婚姻关系的归宿和命运的原则性界限，是贯穿于离婚诉讼全过程的主线，所有的诉讼活动都围绕这一中心运行。因而，有关裁判离婚标准的法律规定不仅展示了离婚立法的指导思想和离婚制度的根本宗旨所在，而且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域范围有关离婚的传统性法文化积淀之精髓和制度性法文化之最集中、最现实的反映和表现。对裁判离婚标准的理论研究，既能直面有关离婚制度的表层形式，亦能透彻把握该制度的立法精神和基本要旨，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海峡两岸有关离婚纠纷日益增多的今天，为谋求妥当处理由历史原因而形成的祖国大陆离婚法与台湾地区“离婚法”的诸多冲突及其适用，首先应从理论上对两岸不同的裁判离婚标准进行阐释。纵观人类离婚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横览当今世界各国离婚法的现行规定，凡许可离婚的国家或地区，其裁判离婚标准可以从四个方面予以界定：首先，根据裁判离婚标准的法律表述形式，可概括为具体列举主义、抽象概括主义和例示主义。其次，根据裁判离婚标准的内容要求，可概括为有责主义、无责主义与破绽主义，或曰过错原则、干扰原则与破裂原则。但这三项原则在各国的离婚立法上，有的是单独适用，有的是两项原则结合适用，有的是三项原则同时适用，从而形成了六种具体的组合方式：一是兼采过错原则与干扰原则；二是兼采干扰原则和破裂原则；三是兼采过错原则、干扰原则与破裂原则；四是兼采过错原则与破裂原则；五是单取过错原则；六是单取破裂原则。第三，根据裁判离婚标准所隐示的离婚功能作用，可概括为惩罚主义、救济主义和惩罚与救济兼采主义。第四，根据裁判离婚标准的法律效力，可以概括为绝对离婚标准主义和相对离婚标准主义。所谓绝对离婚标准，又叫绝对离婚理由，即只要当事人提出为法律所指明的离婚理由确实存在，法院就可以或必须作出准予离婚的判决。所谓相对的离婚标准，又叫相对离婚理由，指当事人虽然确证具备法定离婚理由，但能否准予离婚，还须考虑与婚姻相关的其他情况具体确定，因而并不当然地可以或必须获准离婚。对海峡两岸离婚标准的比较研究，可以从多个侧面进行，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都可归结到这四个方面，凸现其相同、相近或相异的理论内涵。作为成文法规范的直接表现，海峡两岸对裁判离婚标准的规定，都是分别集中于各自亲属法的一个条文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25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台湾地区“民法典”（亲属编）第1052条规定：“夫妻之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他方得向法院请求离婚：（1）重婚者；（2）与人通奸者；（3）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能同居之虐待者；（4）夫妻之一方对于他方之直系尊亲属为虐待，或受他方之直系尊亲属之虐待，致不堪为共同生活者；（5）夫妻之一方以恶意遗弃他方在继续状态中者；（6）夫妻之一方意图杀害他方者；（7）有不治之恶疾者；（8）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者；（9）生死不明已逾三年者；（10
）被处三年以上徒刑或因犯不名誉之罪被处徒刑者。有前项以外之重大事由，难以维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请求离婚。但其事由应由夫妻之一方负责者，仅他方得请求离婚。”以此条文为逻辑起点，按照上述四个方面的理论思路，对海峡两岸裁判离婚标准展开研析，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一、就裁判离婚标准的文字表达形式分析，台湾地区实行例示主义，祖国大陆采取抽象概括主义台湾地区“亲属法”在1985年修改之前的50多年时间里，一直沿用1930年“民法典”亲属编以具体列举形式规定的10种裁判离婚理由，将诉讼离婚严格限制在法律所列举的10种情形之中，严重阻碍了离婚自由原则的伸张，不能适应婚姻关系千差万别的内在运行规律，表现出多重局限和缺漏，受到理论和实务界的多方检讨和批驳。因此，1985年修改后的“亲属法”抛弃了具体列举主义，改采例示主义，即首先列举了具有常见性、多发性的10种具体离婚原因或理由，符合其中之一，即可诉请裁判离婚；然后又概括指出“有前项以外之重大事由，难以维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请求离婚”，确立了一个模糊、抽象的外延不确定的尺度，使裁判离婚标准的概括性规定与列举性规定兼收并蓄，结合运用。这样，一方面明确具体地列举可以把握的某些离婚原因，作为通常情况下认定掌握的标准，使某些诉讼离婚对号入座，有据可引；另一方面，在具体列举的基础上，又用一个相对抽象的伸缩性规定加以概括，使不能对号入座的离婚原因亦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归属，从而弥补具体列举不可能穷尽一切的局限。基于此，列举性规定成了概括性规定的例示说明或典型表现，而概括性规定又是对列举性规定的补充和扩展，两者共生同存，相得益彰，使法律标准细密而不呆板，宽泛而有法度，稳定而不僵化，原则性与实际性、针对性与前瞻性有机统一，显示了法律规范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祖国大陆婚姻法对裁判离婚标准的规定，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婚姻立法中即见雏形，经过新中国30多年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充实、发展和完善，至1980年颁布的现行婚姻法而完全定型，最终确立了裁判离婚标准的抽象概括主义模式。这种概括主义模式的表述方法，在法律上对离婚原因或理由并不一一具体列举，而是从复杂多异的离婚现象中进行一般抽象，以最简明的法律语言将婚姻破裂无法挽回、夫妻关系无法继续维持作为唯一的裁判离婚标准。从而，无论引起当事人离婚的具体表层原因是什么，只要其婚姻关系在客观上归于深层次的破裂，即认为符合法定离婚标准，可获准离婚。所以，概括式的离婚标准在所有的诉讼离婚中是唯一的理由，也是普遍适用的理由。根据《婚姻法》第25条的规定，概括的裁判离婚标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其内容的基本构成是两个方面：一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二是调解无效。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整体，并存在着内在的辩证关系。其中，感情确已破裂是实体性理由，是法院判决准予离婚的实质性法定条件；调解无效是程序性标准，其作为感情确已破裂的表现形式，不能视为判决离婚的实质要件；感情确已破裂在离婚标准中具有主导的决定意义，调解无效则处于从属的辅助性地位。无论是调解离婚，还是判决离婚，核心标准在于把握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所以，人们通常只认为感情确已破裂才是裁判离婚的法定标准，并非没有道理或不正确。以抽象概括形式规定离婚标准，是现代离婚立法发展和改革的现实与趋势，也是自由离婚主义的重要表现。它有效地克服了具体列举性规定的弊端，兼顾到现实生活中多样复杂的离婚原因和千姿百态的婚姻状况，把握了离婚原因的实质和根本。其灵活性、抽象性和外延的不确定性等功能特点使之在最大范围和程度上对导致离婚的一切具体原因囊括无遗，疏而不漏。但是，概括表述方式对离婚标准规定得过于抽象、笼统和一般化，法律标准成为一种模糊、可伸缩的弹性条款，使法律应有的安全、确定、可操作性等诸价值又难于充分体现。而且，由于具体标准不明确，规范的导向性差，必然会遭致很多人动辄离婚，基于不同的理解反复争执辩驳，无理缠讼，产生同一婚姻事实状况而有多种不同的结论。更为严重的是，法律上的弹性标准给予了法院或审判人员进行扩大或限缩解释适用的极大的“自由心证”的机会与条件。即具体案件的离婚界限只能由审判人员根据对法律和案件事实的个人理解去界定，而由于个人素质、价值倾向的不同而发生理解的差异，则可能导致对同类案件处理偏宽偏严游移不定的失范问题，引起婚姻该离的没有离、不该离的却离了等操作上的冲突，损害法律的一致性及应有的尊严与权威，降低法律的运行效果和人们对法律的信赖。此乃概括式离婚标准的内在不足与缺陷。为了弥补概括式离婚标准的上述不足与缺陷并维护其优点，在已有的概括主义立法形式下，根据长期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最高人民法院于1989年11月21日正式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专门针对裁判离婚标准的抽象条款进行详细诠释。其具体内容为：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准予或不准予离婚应以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作为区分的界限，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应当从婚姻基础、婚后感情、离婚原因、夫妻关系的现状和有无和好的可能等方面综合分析。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和审判实践经验，凡属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经调解无效，可依法判决准予离婚。（1
）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或一方有生理缺陷及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的；（2）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结婚，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
难于共同生活的；（3）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
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或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4）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
骗取《结婚证》的；（5）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后，未共同生活，无和好可能的；（6）包办买卖婚姻，婚后一方随即提出离婚，或者虽共同生活多年，但确未建立起夫妻感情的；（7）因感情不和分居已满三年，
确无和好可能的，或者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又分居满一年，互不履行夫妻义务的；（8）一方与他人通奸、非法同居，经教育仍无悔改表现，
无过错一方起诉离婚，或者过错方起诉离婚，对方不同意离婚，经教育批评、处分，或在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过错方又起诉离婚，确无和好可能的；（9）一方重婚，对方提出离婚的；（10）一方好逸恶劳，
有赌博等恶习，不履行家庭义务，屡教不改，夫妻难于共同生活的；（11）一方被依法判处长期徒刑，或其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12）一方下落不明满两年，对方起诉离婚，经公告查找确无下落的；（13）受对方的虐待、遗弃，或者受对方亲属虐待，或虐待对方亲属，经教育不改，另一方不谅解的；（14）因其他原因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基于此，祖国大陆婚姻法通过构成法律渊源之一的创设性最高司法解释在法定概括式离婚标准的基础上补充确立了例示主义的裁判离婚标准模式，形成了司法操作中概括与例示的双轨制，有效地解决了单一的抽象立法标准的局限，是离婚标准立法的一大发展和进步。而且，就该解释的内容与台湾地区的例示标准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两者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互容括，除了表述形式和选择角度有所不同之外，其在内涵和外延的总体取舍上基本贴近。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两大模式开始步入同一轨道形式，形成了彼此相通的形式上的契机，为处理跨涉两岸的离婚纠纷奠定了趋向一致的基础。二、就离婚标准的实质内容分析，台湾地区原则上实行有责主义，并辅之以无责主义和破裂主义，即过错原则、干扰原则、破裂原则结合适用，但以过错原则为主导；祖国大陆则彻底摒弃了有责主义的过错原则，奉行完全的破裂原则，并将干扰原则包容在破裂原则之中台湾地区“亲属法”经过1985年修正后，虽然在形式上实现了从具体列举主义向例示主义的发展和转化，但在实质内容上并未超脱原来的有责主义窠臼，而是仅在过错原则的基础上，保留原有的无责干扰因素，并补充和注入了一定的破裂原则的因素，从而形成了现行离婚标准的列举与概括、抽象与具体、有责或无责与破绽等多元混杂的复合结构。在这一复合结构中，过错原则、干扰原则、破裂原则均有程度不同的反映和表现。依据过错原则，只有在夫妻之间存在法律所明定的可归责于配偶一方的违反婚姻义务、妨碍婚姻存在的过错原因时，无过错一方才能提出离婚，有过错一方则不得以自己的过错行为主张离婚；如法院认定过错确实存在，则可裁判离婚。这一原则在台湾地区“亲属法”所列举的10项离婚理由中共占有7项，即重婚、通奸、夫妻之虐待、
夫妻一方对他方直系尊亲属之虐待致不堪为共同生活处于继续状态、恶意遗弃、夫妻一方意图杀害他方、被处三年以上徒刑或因犯不名誉之罪被处徒刑。凡夫妻之间存在这7种情形之一，导致婚姻难于维持，
无过错一方即可向法院请求离婚，但有过错一方不得以此为由提出离婚请求。依据干扰原则，夫妻双方虽然均无主观过错或有责行为，但客观上却存在一定的特殊事由，使婚姻目的无法实现，共同生活难于维持，从而妨碍了婚姻关系的继续存在；对于这种有悖于婚姻目的和正常运行的无可归责的客观现实，法律上必须正视并给予有效补救，于是产生了干扰原则下的无责离婚理由。在台湾地区“亲属法”中，具体列举的体现干扰原则的无责离婚理由共有四个，一是夫妻一方受他方之直系亲属之虐待，致不堪为共同生活；二是夫妻一方有不治之恶疾；三是夫妻一方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四是夫妻一方生死不明已逾三年。凡夫妻一方有第一种情形者，则该受虐待的一方可诉请离婚；凡夫妻一方有后三种情况之一者，另一方可诉请离婚。显然，法律上所规定的这些无责事由，在表层意义上是对婚姻关系的一种干扰和破坏，在深层意义上则是因这种干扰导致婚姻关系破裂，夫妻共同生活无法实现。因此，无责离婚理由不仅是对过错原则的补充，而且在实质上是破裂主义离婚理由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直接归入破裂原则之中。依据破裂原则，不问引起离婚的具体原因如何，只要夫妻一方认为婚姻关系产生破绽，夫妻共同生活难于维持，即可起诉离婚；如法院确认夫妻关系确实破裂到不能挽回和补救的程度，即可判决离婚。破裂原则作为现代离婚立法发展的现实和主流趋势，在20世纪已被众多的国家所采用。顺应这一进步潮流，台湾地区“亲属法”在1985年修正时也增补了这一原则内容，即夫妻之间有法律列举“以外之重大事由，难于维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请求离婚。但其事由应由夫妻之一方负责者，仅他方得请求离婚。”据此，台湾地区“亲属法”的破裂原则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以抽象概括的形式将破裂之离婚标准的内涵界定为“因重大事由而难以维持婚姻”。在此内涵下，其外延范围表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二是破裂原则在效力上仍居于从属性、补充性的地位，只是在法律所具体列举的10种有责、无责情形之外才适用，在操作运行中难免受到具体离婚理由的排斥。人们在实践中多数情况会沿用具体的标准为自己的行为寻找根据，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选择抽象的不确定而又不安全的法律规范。由此必然影响破裂原则的独立地位和法律效果，不能真正摆脱具体离婚原因的阴影。三是破裂原则不彻底，积极破裂原则与消极破裂原则并行，将有责过错原则直接隐于破裂原则之中。即：一方面规定因重大事由致婚姻难以维持，如夫妻双方都无过错责任，则任何一方均可提出离婚。这种双方都有离婚权的破裂原则通常称为积极的、无限制的破裂主义，或无责破裂主义。另一方面，又规定即使婚姻难以维持，但如破裂的原因归责于夫妻一方，则只有无责一方才能以破裂为由提出离婚，而有责过错一方无离婚请求权。此乃消极的有限制的破裂主义，实际上就是有责破裂主义，或曰过错原则的破裂表现形式。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台湾地区“亲属法”中，无论是具体列举的离婚标准，还是抽象概括的破裂离婚标准，尽管外在形式上表现为具体有责主义、具体无责主义、抽象有责主义和抽象破裂主义四者的统一或并行，但其主导的立法思想和核心精神仍然是有责过错原则。即有责主义是其离婚标准的实质内容所在，过错原则仍然对诉讼离婚起着普遍的决定性的作用。与台湾地区的过错有责离婚标准完全不同，在祖国大陆无论是《婚姻法》抽象概括的规定，还是例示形式的最高司法解释，都始终坚持诉讼离婚的唯一法律标准，即破裂原则。其基本特点和要求有4个：其一，祖国大陆破裂原则的规范性内涵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即作为婚姻关系缔结和存续之基础的夫妻情爱完全归于消失，夫妻关系在主观上和客观上均难以维持。关于这一内涵的具体含义在法律上并未指明，仅从学理上推论，至少包括三层：一是在时间上，必须是夫妻感情已经破裂，而不是可能破裂、将要破裂或刚刚开始破裂；二是在程度上，应该是夫妻感情彻底破裂、全面破裂，而不是某些方面的裂痕；三是在现实表现上，只能是真正破裂，而不是虚假的破裂表象或当事人主观上误认为破裂，亦不是暂时的冲突或者还有和好的可能。概言之，就是夫妻情感上的矛盾已是由来已久且无可挽回。其二，祖国大陆的破裂原则是一种彻底的无因破裂。即不论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具体原因，不论当事人是否有过错责任，只要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把握，认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就可提出离婚请求，法院经过审理、调解，确证夫妻感情破裂事实存在，即可判决离婚。当然，这种无因破裂并不排除当事人承担通过具体的事实证明感情破裂而应依法准予离婚的举证责任；亦不排除法院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全面把握当事人的婚姻状况，弄清感情是否破裂的真实背景及具体原因，以便作出是否准予离婚的正确裁判。其三，祖国大陆的感情破裂原则作为唯一离婚标准具有独立的、普遍适用的法律效力。这一特征表现在：首先，在法律上，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是法律所确认的唯一的、独立的离婚理由，除法定特别限制条款外，不受任何前置性条件或相关因素的排斥和制约。其次，在司法审判实践中，离婚诉讼的中心问题在于确认感情是否破裂，一切离婚判决都以夫妻感情是否破裂作为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双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离婚标准的例示性司法解释不但没有排斥和限制感情破裂原则，而且是对感情破裂原则在操作运用中更具体、更明确的举例说明，是对破裂原则的进一步强化和扩展。因此，破裂原则的适用是所有离婚诉讼活动的出发点和最后归属。再次，在事实上，任何一个离婚案件，每一个破裂而死亡的婚姻，不论基于哪一种具体原因，也不论当事人是否有过错，最终都是归结到夫妻情感系统中，通过夫妻之间的感情状况反映出来，所以感情是否破裂是每个婚姻关系的过去、现在及发展前景的最集中、最有力的概括，也是最好、最普遍的离婚理由。其四，祖国大陆的破裂原则是积极破裂原则。即当事人双方都有离婚请求权的破裂原则。虽然在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颁布施行之后，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理论上、实务上的关于离婚标准的“正当理由论”与“感情破裂论”的争论，且实践中人们也多有“正当理由论”的道德倾向，但1980年的《婚姻法》并没有在立法上发生“理由论”的倾斜或折衷，而是明确肯定了“感情论”的积极破裂原则。据此，在离婚诉讼中，无论当事人所持的具体离婚理由是否正当，也不论当事人对造成婚姻死亡是否应承担过错责任，双方均依法享有平等的离婚请求权；法院也只能依据夫妻感情状况作出是否准予离婚的判决，不能过多地进行具体理由和过错责任的道德价值评判。即使当事人一方是对造成离婚纠纷有过错责任，其离婚理由明显是自己不法或不道德行为所致，法院亦得保护其离婚自由权；如夫妻感情已经破裂，亦得准予离婚。当然，这种积极破裂原则并不排除，相反更应严格要求法院在离婚诉讼中，积极查明原因，分清是非过错责任，借助司法审判力量和权威对有过错责任的当事人给予必要的法制干预和道德谴责，但不能因此影响离婚裁判的公正性和合法性。通过对海峡两岸离婚标准内容的上述分析，再对其进行利弊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两岸亲属法对离婚标准的规定，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就祖国大陆方面来说，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裁判离婚的概括性标准，有三个方面失之妥当：第一，夫妻感情属于人的心理、情感和精神范畴，不属于法律直接规范和调整的领域，而作为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的实体性婚姻关系才是法律规范应该调整的对象。第二，夫妻感情具有浓厚的个性化主观色彩和深层的隐秘性，即使是当事人本身亦往往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或不可捉摸，如作为裁判离婚的客观标准，不仅使当事人自己陷入认定的困境，亦使法院难于作出准确性判断；而且由于个体的素质差异和情感体验与要求的不同，同一表征事实在归入感情认定时必然发生分歧，增加了离婚诉讼结果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第三，夫妻感情不是夫妻关系的全部，作为离婚标准不应以偏概全。在严格意义上，婚姻是作为男女两性精神生活、性生活、物质生活及其他社会关系的共同体而存在的。夫妻之间的感情作为夫妻精神生活的内容之一，虽然能在一定层面和程度上反映夫妻关系之面貌，但并不等于也不能完全代替构成婚姻实体的所有方面乃至夫妻关系整体。因此，感情的破裂并不绝对意味着婚姻就完全归于解体，而只能说婚姻破裂必然意味着夫妻感情已经消失。而且，从夫妻感情因素中，并不能引伸出法律上和道德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在婚姻中却明确包容着婚姻当事人对子女、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与义务及道德伦理要求，而这些一直以来都是维系婚姻的重要凝聚力和基本的制约因素。总之，感情不等于婚姻，感情破裂不代表婚姻破裂。把感情破裂作为唯一离婚标准，其科学性、合理性、事实上的可操作性及社会公德价值不都尽人意。所以，祖国大陆关于裁判离婚标准的立法尚待进一步修改完善。理想的选择是用婚姻破裂原则代替现行的感情破裂原则。就台湾地区“亲属法”来看，其复合结构的离婚标准中浓厚的过错有责主义离婚色彩亦存在着众多缺陷：第一，法律上所具体列举的10种离婚理由，并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或代表婚姻状况的全貌，即不可能完全确证婚姻是否已经破裂。但因其具有操作适用的优先性和绝对性，势必将离婚引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因具备法律所明确昭示的离婚原因，而婚姻并未破裂，结果婚姻得以解除；另一方面，因不具备法律所列举的原因，而婚姻已经破裂，却得不到及时解除。第二，法律上过于看重当事人的过错责任，使过错认定成为离婚诉讼的中心和裁判离婚的绝对标准，亦势必将离婚引入双重困境：一方面被告不同意离婚，且婚姻并未真正死亡，但因其有过错而导致原告的离婚请求得以获准；另一方面，被告不同意离婚，并以原告之过错行为进行抗辩，而婚姻破裂已无可挽回，但依法不能得到解除。这样，既违于现代离婚自由原则的伸张，亦悖于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及其社会价值的映视。而且，现实生活中，夫妻关系错综复杂、千变万化，各种行为或因素形成因果互动链条，共同对婚姻起着质变或量变的影响，使离婚产生于多种因素的复合背景中，夫妻在长期的婚姻生活后，往往无法认识破裂的真正原因，无法向法院证实清楚。因此，即使是确证的一方当事人婚姻上之过错责任，是否为导致婚姻破裂的第一原因，或者只是他方配偶先行行为之结果，通常难以确实认识。在此情况下，将有责性人为直接归属于一方，实乃一种假定或拟制，难免与真相不符。第三，对过错原则的明显倾斜，使离婚诉讼中必然发生：希望离婚者，必须揭发他方配偶之过错，藉以获得胜诉；对方配偶如欲离婚，只好承认本不应归责的“过错”，若不欲离婚，则尽一切努力反驳，由此引起双方反复争执，无理缠讼；而欲离婚又不愿中伤他方配偶者，往往败诉，确不公平。同时，亦可能出现当事人被迫捏造对方的过错或自愿承受“莫须有”的过错以达离婚目的，表现出对法律和法律程序的不尊重。第四，在离婚诉讼中适用过错原则，使当事人在证明和反驳有责行为的过程中，不得不尴尬地暴露其个人生活隐私，而法院为调查离婚原因与责任，亦不得不难为情地涉及夫妻生活领域的内部隐私，这与现代社会尊重和保护个人隐私权及人格尊严显然不符。第五，离婚诉讼中坚持过错原则必然引发当事人为寻求有责原因而互相敌视，增加彼此的憎恶、反感和痛苦，破坏和好的可能性，加深法院调解的难度。而且在互相憎恶、敌意之下，往往会离间子女与他方配偶的关系，对子女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第六，对有责配偶离婚权的限制，使法律上和审判实践中对夫妻双方都有过错的离婚难于决断，而这种双方都应承担一定过错责任的离婚纠纷在实际生活中多有发生，不可忽视。三、就离婚标准所代表的离婚功能分析，祖国大陆离婚法奉行鲜明的补救主义；台湾地区“离婚法”则带有较强烈的惩罚主义，同时兼有一定的补救主义根据祖国大陆离婚法的破裂原则，离婚作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所产生之必然结果，是对死亡婚姻的矫正和补救，也是对当事人双方痛苦的一种彻底解脱，使当事人双方有机会重新缔结幸福美满的爱情婚姻，使不幸福婚姻中子女亦能走出父母周而复始的矛盾所笼罩下的痛苦阴影，寻求到团结和谐的家庭温暖和身心健康成长的安宁环境；同时，也利于社会充分解除病变的婚姻，清理已经腐坏的社会细胞，提高婚姻家庭的质量，发挥婚姻家庭对社会机体的积极价值意义和功能作用。所以，破裂原则下的离婚对当事人、子女、家庭和社会都是一件“幸事”，是一种多功能、多方位的良好补救手段，此乃现今各国离婚立法变革的一种共识和比较一致的发展方向。据此，离婚就不应带有任何惩罚主义的痕迹。即不能将准或不准予离婚作为对过错责任当事人的制裁措施。无论有过错责任的当事人一方是否要求离婚，只要认定婚姻确实已经破裂，没有挽回的可能，即应根据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请求予以解除，从而达到对婚姻、对当事人、对社会的补救目的和功能。在法律上乃至道德上对有过错责任的当事人应给予的谴责、惩治和处罚，不能用是否准予离婚来代替，只能用其他有效手段和方法；否则遭受不利的不是过错责任当事人，而是无过错一方、子女及社会。根据以过错原则为主导的台湾地区离婚标准的立法模式，由于两个逻辑前提的基本指导作用——一个是婚姻契约论：婚姻是当事人之间缔结的契约关系，如果一方违反婚姻义务，应承担违约过错责任；另一个是“任何人不得因自己之过错而取得法的利益”的基本法则：夫妻一方违反诚信原则或构成权利之滥用及义务之违反，则因其过错丧失任何权利之主张及利益之获得——其诉讼离婚标准表现出浓厚的惩罚主义色彩，使离婚成为法律所确认的一种严格的制裁手段。据此，当夫妻一方有过错责任时，则限制其离婚请求权，通过不准许其提出离婚，强迫其继续维持婚姻，履行夫妻义务，承担婚姻责任以示惩罚，剥夺其因提出离婚而可能获得的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利益；反之，当无过错责任的一方提出离婚时，则通过保护其离婚请求，按其意愿解除婚姻关系以示对有过错责任的另一方的制裁，剥夺过错责任一方因不愿离婚而可能获得的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利益。从而，一旦夫妻一方存在有违反婚姻义务的过错责任时，即在法律上丧失了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决定自己婚姻前途和命运的权利与机会，只有听命或受制于无过错一方的意志和行为；如果对方不愿意离婚，只好勉为其难，如果对方要求离婚，亦只好顺其所愿。显然，这种由过错原则产生的惩罚主义离婚不仅使过错当事人置于双重的困境，也会使无过错方遭受一定的损害，同时亦会给家庭、子女、社会注入多种不利因素。正因如此，所以台湾地区“亲属法”在过错原则的基础上，补充了一定范围的破裂原则，使惩罚主义色彩有所减弱，补救主义得以认可和运行，但在目前这种立法的双轨制下，仍难免让惩罚主义占据上风，而补救主义位居其次并时而被惩罚主义吸收或抵销。四、就离婚标准的法律效力分析，海峡两岸基本上持同一态度，即法定离婚标准在没有法律特别规定的限制条款适用的情形下具有绝对的法律效力，是绝对的离婚理由主义，而非相对的离婚理由主义在这种绝对离婚标准下，只要当事人自认为符合法定理由条件，就可提出离婚请求，并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只要法院经过调查审理，认定当事人的离婚请求及婚姻事实状况与法定离婚标准相吻合，就可裁判离婚，如法院认定其与法定条件不符，则不准予离婚。显然，绝对离婚标准因其确定性、强制性能够充分保证诉讼离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避免了当事人和法院的随意性、盲目性，增强了离婚标准的强制性约束力，能够达到对众多复杂离婚现象的导向、规范效果。但是也不容怀疑，绝对性的法律标准过于机械、死板，往往与现实生活中婚姻的个案运行状况并不一致，而诉讼离婚中的当事人和法院因固守法律条文的定向逻辑不得不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其结果，根据婚姻的客观状况该离的离不了，不该离的又依法离了，使法律的灵活性、公正性及法院审判应有的能动性受到影响，亦会破坏立法的期望和司法的权威。比如，依据法定离婚标准，某个婚姻应予解除，但根据该婚姻各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不维持婚姻就不足以维护配偶一方、子女的切身利益，而维持此婚姻对婚姻关系的整体利益有明显好处或其好处远远大于坏处，即会发生法律标准与客观事实要求的冲突。所以，海峡两岸在采取绝对离婚标准的基础上，仍应在立法上确认一定的灵活变通余地，通过公序良俗原则和必要的限制性条款，赋予离婚标准一定程度的相对性。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四川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NO：SC080922）
1995年10月19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6年5月26日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四川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四川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运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秩序，预防和惩治违法犯罪。
第三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必须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遵循谁主管谁负责、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和属地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任务：
（一）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依法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
（二）采取各种措施，严密管理制度，加强治安防范，堵塞违法犯罪的漏洞；
（三）开展对全体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增强全社会公民的法制观念；
（四）鼓励公民自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五）调解民间纠纷，缓解社会矛盾，消除不安定因素；
（六）教育、挽救和改造违法犯罪人员，做好对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减少重新违法犯罪；
（七）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
第二章 组织协调
第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督促各部门、各单位完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任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为本行政区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责任人，全面负责本行政区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第六条 省、市（州）、县（区、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负责组织指导本行政区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研究制定和组织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措施；
（三）组织、指导、协调督促和检查各部门、各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四）总结、推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型经验，表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和个人；
（五）对不履行本条例规定的职责，导致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社会治安混乱的负责人给予通报批评，或者提出政纪处分的建议；
（六）办理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其他事项。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设立办事机构，负责办理日常工作。
第七条 乡、镇、城市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上级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部署，制定本乡、镇、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协调、检查本辖区内各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三）指导、帮助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四）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治安防范活动，建立健全群防群治网络；
（五）及时掌握社会治安动态，消除危害社会治安的隐患；
（六）依照有关规定确定对本辖区内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与处罚；
（七）办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其他事项。
第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做到各尽其职、各负其责。
第三章 司法机关的职责
第九条 司法机关是惩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专门机关，应当密切协作配合，形成合力，发挥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整体效能。
第十条 公安机关是社会治安的主管部门，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加强侦查破案工作，严厉打击盗窃、抢劫、行凶杀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各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
（二）查禁和打击卖淫嫖娼、聚众赌博、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拐卖妇女儿童、贩毒吸毒、利用封建迷信骗钱害人等违法犯罪活动；
（三）加强治安管理，及时查处治安案件，重点加强对流动人口、重点公共场所和特种行业的治安管理，强化对出租房屋、出租汽车和重点防范区的治安防范工作；
（四）加强枪支弹药、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物品的管理；
（五）加强消防、交通、边防管理，预防事故，消除隐患，维护公共安全；
（六）加强查处利用公共信息网络的违法犯罪活动；
（七）加强对基层治安保卫组织、社会保安组织的监督管理，强化内部保卫工作，协助健全群防群治网络和治安控制体系；
（八）加强对管制、缓刑、监外执行、假释、剥夺政治权利等人员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
（九）协助、指导有关部门做好轻微违法犯罪青少年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
第十一条 检察机关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行使检察职能，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活动和经济犯罪活动；
（二）结合办案提出检察建议，推动有关单位建章建制和加强治安防范工作；
（三）督促被判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和被决定假释、监外执行人员的改造教育工作；
（四）加强对监所的监督；
（五）及时受理控告、申诉和处理来信来访。
第十二条 审判机关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加强刑事审判工作，依法审理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案件；
（二）及时审理民事、行政案件，做好申诉和执行工作，及时妥善处理各种纠纷，防止矛盾激化，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
（三）加强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业务指导；
（四）结合办案提出司法建议，促进有关单位加强管理，堵塞漏洞，消除各种治安隐患；
（五）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犯罪的审判工作，教育、感化、挽救犯罪青少年；
（六）做好减刑、假释工作。
第十三条 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及时查处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加强对公民维护国家安全的教育，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防范和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第十四条 司法行政机关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做好在全体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组织，协调工作；
（二）开展人民调解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化解民间纠纷，缓解社会矛盾；
（三）加强对服刑、劳动教养人员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提高改造质量，减少重新犯罪；
（四）做好公证、律师管理工作，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预防和减少纠纷；
（五）协调、督促乡镇政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做好对刑满释放人员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
第十五条 司法机关对于公民的控告和检举，必须及时受理，不得推诿。对不属于本部门办理的控告和检举，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受移送的机关必须认真办理。
第四章 社会责任
第十六条 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加强内部治安防范措施，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对所属职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预防违法犯罪案件和治安灾害事故的发生。
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第十七条 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结合自身业务工作，参与并督促其下属单位和管理对象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可能引发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的纠纷、事故及其它隐患，必须及时妥善处理，并协助司法机关查处违法犯罪活动。
第十八条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加强校风校纪建设，配合社会、家庭对学生的校外活动进行管理、引导，预防和减少学生违法犯罪。
第十九条 民政部门应当抓好基层政权和群众自治组织建设，指导村规民约的制定和执行，及时调处行政区划和边界纠纷，做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
第二十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集贸市场的治安防范和从业人员的教育管理，配合公安机关加强公共场所、特种行业的治安管理。
第二十一条 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做好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的管理工作；加强对劳务市场和外来求职人员的管理，对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就业进行指导和帮助。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当依法及时妥善处理劳动争议，避免矛盾激化。
第二十二条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与有关部门配合，加强医药市场和医疗秩序的管理，依法管理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组织做好吸毒人员的治疗、康复工作和性病、艾滋病的预防、检查、收治工作。
第二十三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维护社会治安的需要，监督建设单位将住宅建筑中必要的安全防范设施纳入住宅设计标准。
第二十四条 交通、铁路、民用航空部门应当加强对车、船、飞机和车站、港口、机场的治安管理工作的领导，协同司法机关打击劫持人员、抢劫盗窃财物和货运物资、破坏交通设施等违法犯罪活动，查缉流窜犯罪分子，消除各种事故隐患，确保交通运输安全。
第二十五条 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部门应当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组织开展道德、纪律、法制宣传教育，组织提供健康向上的精神产品，鼓励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化娱乐活动，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制止和取缔宣扬反动、淫秽、暴力、赌博及封建迷信的影视节目和文学、美术、音乐、摄影、戏曲等作品的出版、制作、销售、播放和上演。
第二十六条 民族、宗教事务部门应当宣传国家有关民族、宗教法律法规和政策，会同有关地区、部门、单位及时疏导、调解和处理民族、宗教人员参与的纠纷。
第二十七条 国土资源、农业、林业、水利、人口和计划生育等行政执法部门应当严格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及时处理各种矛盾和纠纷，防止和减少治安案件的发生。
第二十八条 经济、贸易管理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监督企业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
第二十九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应当根据自身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法制宣传教育，对有轻微违法行为的人员做好帮教工作。
第三十条 驻川部队和省内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应当协助地方政府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开展军警民治安联防和军警民共建文明单位活动。人民武装部门应当组织民兵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活动。
第三十一条 精神文明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统筹开展创建文明单位、文明城市、文明社区、文明村镇等群众性活动。倡导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和见义勇为精神，努力提高城乡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质。
第三十二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教育村民、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
（二）建立健全治安保卫组织和人民调解组织，做好本管辖区的治安防范工作，调解民间纠纷；
（三）协助司法机关查处辖区内发生的各种违法犯罪案件；
（四）协助司法机关对依法被判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和被决定假释、监外执行人员的监督、考查和教育；
（五）教育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员；
（六）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
（七）制定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并监督执行。
第三十三条 家庭应当正确处理家庭成员之间、邻里之间的关系，配合社会、学校对青少年子女开展思想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加强住所安全防范。
第三十四条 公民应当自觉遵纪守法，积极检举、揭发和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有义务向司法机关如实作证。
第五章 社会保障
第三十五条 鼓励和提倡向犯罪分子作斗争的见义勇为行为。
对公民因见义勇为负伤的，任何单位和公民都有救助的责任，医疗单位必须无条件及时进行抢救治疗。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建立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奖励基金，专项用于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和救济。
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奖励基金由同级财政部门拨给和由单位、个人自愿捐助组成。其收支情况接受同级财政部门的监督。
第三十七条 公民为维护社会治安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而牺牲的，由所在单位按因公牺牲对待；本人无工作单位的，由民政部门参照国家有关因战死亡的民兵民工抚恤规定办理；符合烈士条件的，可报请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烈士。
第三十八条 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误工的，视同出勤；致伤致残的，职工由所在单位按因公伤残对待；无工作单位并符合评残条件的，由民政部门办理评残手续，按国家规定享受有关待遇。
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致残尚有工作能力的失业人员，各用人单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的有关规定优先妥善安置，职业介绍机构应当优先向用人单位推荐；对牺牲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各用人单位应当优先招收、聘用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近亲属就业。
第三十九条 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负伤的医疗费、护理费、生活费、营养费、误工补助费、交通费等，由加害的违法犯罪人员或其监护人承担。违法犯罪人员或其监护人无法承担的部分，负伤人员属单位职工的，由所在单位按因公负伤解决；负伤人员无工作单位或单位负担确有困难的，由负伤人员户口所在地的县级财政解决。
第四十条 对见义勇为人员救治、评残、困难补助、烈士申报等工作，由当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负责督促有关部门办理。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四十一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由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或者有关主管机关表彰奖励；贡献突出的，由同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推荐，报有关机关批准，给予记功、晋级或者授予荣誉称号：
（一）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成绩显著的；
（二）检举揭发违法犯罪分子，见义勇为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抢救和保护国家、集体财产及人民生命，事迹突出的；
（三）教育、挽救和改造违法犯罪人员或者安置、帮教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成绩显著的；
（四）调解民间纠纷成绩显著的；
（五）预防、制止刑事犯罪或者治安灾害事故成绩显著或者有突出贡献的；
（六）协助司法机关破获重大特大案件的；
（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论研究成果被采纳，社会效果显著的；
（八）其他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有重大贡献的。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在当年及第二年度内不得评为文明单位或者综合性先进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本部门、本单位治安面貌改变之前，不得评为先进、模范，不得晋级、晋职，并可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对公民、组织的报案不依法及时受理，对公民、组织要求人身、财产保护拒绝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不按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致使本部门、本单位治安问题突出，发生特大案件或者恶性事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严重后果的；
（三）对本部门、本单位矛盾处理不力，导致矛盾激化，危害社会稳定的；
（四）发生刑事案件或者重大治安案件故意不报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的。
对弄虚作假骗取荣誉、奖励的，由批准机关撤销其荣誉、奖励，并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三条 对不履行本条例规定职责的单位，同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应当督促其履行或者给予通报批评，对其主要负责人可向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察机关提出政纪处分的建议，上级主管机关可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对政法干警、治安积极分子、见义勇为者、证人和检举人、揭发人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分别由所在单位、主管部门、行政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五条 群防群治组织必须依法办事，接受社会监督，其成员有徇私舞弊、敲诈勒索或者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由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法商研究 发表时间：199801
裁判离婚标准作为诉讼离婚的起因和归结，在诉讼离婚中居于多重地位，扮演着多种角色，包容了多方面的含义：首先，它是法律所规定的是否准予离婚的一般规范模式，构成判决离婚赖以认定和适用的普通标准；其次，它是法院在每一个诉讼离婚的操作过程中据以决定是否裁判离婚的强制性法定条件；第三，它是法律所确认的引发离婚纠纷的直接的、现实的原因事实，被称作法定离婚原因；第四，它是当事人提起离婚诉讼，请求解除婚姻关系的事实依据和法定理由。基于此，裁判离婚标准构成了决定婚姻关系的归宿和命运的原则性界限，是贯穿于离婚诉讼全过程的主线，所有的诉讼活动都围绕这一中心运行。因而，有关裁判离婚标准的法律规定不仅展示了离婚立法的指导思想和离婚制度的根本宗旨所在，而且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域范围有关离婚的传统性法文化积淀之精髓和制度性法文化之最集中、最现实的反映和表现。对裁判离婚标准的理论研究，既能直面有关离婚制度的表层形式，亦能透彻把握该制度的立法精神和基本要旨，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海峡两岸有关离婚纠纷日益增多的今天，为谋求妥当处理由历史原因而形成的祖国大陆离婚法与台湾地区“离婚法”的诸多冲突及其适用，首先应从理论上对两岸不同的裁判离婚标准进行阐释。纵观人类离婚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横览当今世界各国离婚法的现行规定，凡许可离婚的国家或地区，其裁判离婚标准可以从四个方面予以界定：首先，根据裁判离婚标准的法律表述形式，可概括为具体列举主义、抽象概括主义和例示主义。其次，根据裁判离婚标准的内容要求，可概括为有责主义、无责主义与破绽主义，或曰过错原则、干扰原则与破裂原则。但这三项原则在各国的离婚立法上，有的是单独适用，有的是两项原则结合适用，有的是三项原则同时适用，从而形成了六种具体的组合方式：一是兼采过错原则与干扰原则；二是兼采干扰原则和破裂原则；三是兼采过错原则、干扰原则与破裂原则；四是兼采过错原则与破裂原则；五是单取过错原则；六是单取破裂原则。第三，根据裁判离婚标准所隐示的离婚功能作用，可概括为惩罚主义、救济主义和惩罚与救济兼采主义。第四，根据裁判离婚标准的法律效力，可以概括为绝对离婚标准主义和相对离婚标准主义。所谓绝对离婚标准，又叫绝对离婚理由，即只要当事人提出为法律所指明的离婚理由确实存在，法院就可以或必须作出准予离婚的判决。所谓相对的离婚标准，又叫相对离婚理由，指当事人虽然确证具备法定离婚理由，但能否准予离婚，还须考虑与婚姻相关的其他情况具体确定，因而并不当然地可以或必须获准离婚。对海峡两岸离婚标准的比较研究，可以从多个侧面进行，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都可归结到这四个方面，凸现其相同、相近或相异的理论内涵。作为成文法规范的直接表现，海峡两岸对裁判离婚标准的规定，都是分别集中于各自亲属法的一个条文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25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台湾地区“民法典”（亲属编）第1052条规定：“夫妻之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他方得向法院请求离婚：（1）重婚者；（2）与人通奸者；（3）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能同居之虐待者；（4）夫妻之一方对于他方之直系尊亲属为虐待，或受他方之直系尊亲属之虐待，致不堪为共同生活者；（5）夫妻之一方以恶意遗弃他方在继续状态中者；（6）夫妻之一方意图杀害他方者；（7）有不治之恶疾者；（8）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者；（9）生死不明已逾三年者；（10
）被处三年以上徒刑或因犯不名誉之罪被处徒刑者。有前项以外之重大事由，难以维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请求离婚。但其事由应由夫妻之一方负责者，仅他方得请求离婚。”以此条文为逻辑起点，按照上述四个方面的理论思路，对海峡两岸裁判离婚标准展开研析，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一、就裁判离婚标准的文字表达形式分析，台湾地区实行例示主义，祖国大陆采取抽象概括主义台湾地区“亲属法”在1985年修改之前的50多年时间里，一直沿用1930年“民法典”亲属编以具体列举形式规定的10种裁判离婚理由，将诉讼离婚严格限制在法律所列举的10种情形之中，严重阻碍了离婚自由原则的伸张，不能适应婚姻关系千差万别的内在运行规律，表现出多重局限和缺漏，受到理论和实务界的多方检讨和批驳。因此，1985年修改后的“亲属法”抛弃了具体列举主义，改采例示主义，即首先列举了具有常见性、多发性的10种具体离婚原因或理由，符合其中之一，即可诉请裁判离婚；然后又概括指出“有前项以外之重大事由，难以维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请求离婚”，确立了一个模糊、抽象的外延不确定的尺度，使裁判离婚标准的概括性规定与列举性规定兼收并蓄，结合运用。这样，一方面明确具体地列举可以把握的某些离婚原因，作为通常情况下认定掌握的标准，使某些诉讼离婚对号入座，有据可引；另一方面，在具体列举的基础上，又用一个相对抽象的伸缩性规定加以概括，使不能对号入座的离婚原因亦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归属，从而弥补具体列举不可能穷尽一切的局限。基于此，列举性规定成了概括性规定的例示说明或典型表现，而概括性规定又是对列举性规定的补充和扩展，两者共生同存，相得益彰，使法律标准细密而不呆板，宽泛而有法度，稳定而不僵化，原则性与实际性、针对性与前瞻性有机统一，显示了法律规范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祖国大陆婚姻法对裁判离婚标准的规定，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婚姻立法中即见雏形，经过新中国30多年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充实、发展和完善，至1980年颁布的现行婚姻法而完全定型，最终确立了裁判离婚标准的抽象概括主义模式。这种概括主义模式的表述方法，在法律上对离婚原因或理由并不一一具体列举，而是从复杂多异的离婚现象中进行一般抽象，以最简明的法律语言将婚姻破裂无法挽回、夫妻关系无法继续维持作为唯一的裁判离婚标准。从而，无论引起当事人离婚的具体表层原因是什么，只要其婚姻关系在客观上归于深层次的破裂，即认为符合法定离婚标准，可获准离婚。所以，概括式的离婚标准在所有的诉讼离婚中是唯一的理由，也是普遍适用的理由。根据《婚姻法》第25条的规定，概括的裁判离婚标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其内容的基本构成是两个方面：一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二是调解无效。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整体，并存在着内在的辩证关系。其中，感情确已破裂是实体性理由，是法院判决准予离婚的实质性法定条件；调解无效是程序性标准，其作为感情确已破裂的表现形式，不能视为判决离婚的实质要件；感情确已破裂在离婚标准中具有主导的决定意义，调解无效则处于从属的辅助性地位。无论是调解离婚，还是判决离婚，核心标准在于把握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所以，人们通常只认为感情确已破裂才是裁判离婚的法定标准，并非没有道理或不正确。以抽象概括形式规定离婚标准，是现代离婚立法发展和改革的现实与趋势，也是自由离婚主义的重要表现。它有效地克服了具体列举性规定的弊端，兼顾到现实生活中多样复杂的离婚原因和千姿百态的婚姻状况，把握了离婚原因的实质和根本。其灵活性、抽象性和外延的不确定性等功能特点使之在最大范围和程度上对导致离婚的一切具体原因囊括无遗，疏而不漏。但是，概括表述方式对离婚标准规定得过于抽象、笼统和一般化，法律标准成为一种模糊、可伸缩的弹性条款，使法律应有的安全、确定、可操作性等诸价值又难于充分体现。而且，由于具体标准不明确，规范的导向性差，必然会遭致很多人动辄离婚，基于不同的理解反复争执辩驳，无理缠讼，产生同一婚姻事实状况而有多种不同的结论。更为严重的是，法律上的弹性标准给予了法院或审判人员进行扩大或限缩解释适用的极大的“自由心证”的机会与条件。即具体案件的离婚界限只能由审判人员根据对法律和案件事实的个人理解去界定，而由于个人素质、价值倾向的不同而发生理解的差异，则可能导致对同类案件处理偏宽偏严游移不定的失范问题，引起婚姻该离的没有离、不该离的却离了等操作上的冲突，损害法律的一致性及应有的尊严与权威，降低法律的运行效果和人们对法律的信赖。此乃概括式离婚标准的内在不足与缺陷。为了弥补概括式离婚标准的上述不足与缺陷并维护其优点，在已有的概括主义立法形式下，根据长期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最高人民法院于1989年11月21日正式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专门针对裁判离婚标准的抽象条款进行详细诠释。其具体内容为：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准予或不准予离婚应以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作为区分的界限，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应当从婚姻基础、婚后感情、离婚原因、夫妻关系的现状和有无和好的可能等方面综合分析。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和审判实践经验，凡属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经调解无效，可依法判决准予离婚。（1
）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或一方有生理缺陷及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的；（2）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结婚，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
难于共同生活的；（3）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
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或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4）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
骗取《结婚证》的；（5）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后，未共同生活，无和好可能的；（6）包办买卖婚姻，婚后一方随即提出离婚，或者虽共同生活多年，但确未建立起夫妻感情的；（7）因感情不和分居已满三年，
确无和好可能的，或者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又分居满一年，互不履行夫妻义务的；（8）一方与他人通奸、非法同居，经教育仍无悔改表现，
无过错一方起诉离婚，或者过错方起诉离婚，对方不同意离婚，经教育批评、处分，或在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过错方又起诉离婚，确无和好可能的；（9）一方重婚，对方提出离婚的；（10）一方好逸恶劳，
有赌博等恶习，不履行家庭义务，屡教不改，夫妻难于共同生活的；（11）一方被依法判处长期徒刑，或其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12）一方下落不明满两年，对方起诉离婚，经公告查找确无下落的；（13）受对方的虐待、遗弃，或者受对方亲属虐待，或虐待对方亲属，经教育不改，另一方不谅解的；（14）因其他原因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基于此，祖国大陆婚姻法通过构成法律渊源之一的创设性最高司法解释在法定概括式离婚标准的基础上补充确立了例示主义的裁判离婚标准模式，形成了司法操作中概括与例示的双轨制，有效地解决了单一的抽象立法标准的局限，是离婚标准立法的一大发展和进步。而且，就该解释的内容与台湾地区的例示标准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两者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互容括，除了表述形式和选择角度有所不同之外，其在内涵和外延的总体取舍上基本贴近。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两大模式开始步入同一轨道形式，形成了彼此相通的形式上的契机，为处理跨涉两岸的离婚纠纷奠定了趋向一致的基础。二、就离婚标准的实质内容分析，台湾地区原则上实行有责主义，并辅之以无责主义和破裂主义，即过错原则、干扰原则、破裂原则结合适用，但以过错原则为主导；祖国大陆则彻底摒弃了有责主义的过错原则，奉行完全的破裂原则，并将干扰原则包容在破裂原则之中台湾地区“亲属法”经过1985年修正后，虽然在形式上实现了从具体列举主义向例示主义的发展和转化，但在实质内容上并未超脱原来的有责主义窠臼，而是仅在过错原则的基础上，保留原有的无责干扰因素，并补充和注入了一定的破裂原则的因素，从而形成了现行离婚标准的列举与概括、抽象与具体、有责或无责与破绽等多元混杂的复合结构。在这一复合结构中，过错原则、干扰原则、破裂原则均有程度不同的反映和表现。依据过错原则，只有在夫妻之间存在法律所明定的可归责于配偶一方的违反婚姻义务、妨碍婚姻存在的过错原因时，无过错一方才能提出离婚，有过错一方则不得以自己的过错行为主张离婚；如法院认定过错确实存在，则可裁判离婚。这一原则在台湾地区“亲属法”所列举的10项离婚理由中共占有7项，即重婚、通奸、夫妻之虐待、
夫妻一方对他方直系尊亲属之虐待致不堪为共同生活处于继续状态、恶意遗弃、夫妻一方意图杀害他方、被处三年以上徒刑或因犯不名誉之罪被处徒刑。凡夫妻之间存在这7种情形之一，导致婚姻难于维持，
无过错一方即可向法院请求离婚，但有过错一方不得以此为由提出离婚请求。依据干扰原则，夫妻双方虽然均无主观过错或有责行为，但客观上却存在一定的特殊事由，使婚姻目的无法实现，共同生活难于维持，从而妨碍了婚姻关系的继续存在；对于这种有悖于婚姻目的和正常运行的无可归责的客观现实，法律上必须正视并给予有效补救，于是产生了干扰原则下的无责离婚理由。在台湾地区“亲属法”中，具体列举的体现干扰原则的无责离婚理由共有四个，一是夫妻一方受他方之直系亲属之虐待，致不堪为共同生活；二是夫妻一方有不治之恶疾；三是夫妻一方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四是夫妻一方生死不明已逾三年。凡夫妻一方有第一种情形者，则该受虐待的一方可诉请离婚；凡夫妻一方有后三种情况之一者，另一方可诉请离婚。显然，法律上所规定的这些无责事由，在表层意义上是对婚姻关系的一种干扰和破坏，在深层意义上则是因这种干扰导致婚姻关系破裂，夫妻共同生活无法实现。因此，无责离婚理由不仅是对过错原则的补充，而且在实质上是破裂主义离婚理由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直接归入破裂原则之中。依据破裂原则，不问引起离婚的具体原因如何，只要夫妻一方认为婚姻关系产生破绽，夫妻共同生活难于维持，即可起诉离婚；如法院确认夫妻关系确实破裂到不能挽回和补救的程度，即可判决离婚。破裂原则作为现代离婚立法发展的现实和主流趋势，在20世纪已被众多的国家所采用。顺应这一进步潮流，台湾地区“亲属法”在1985年修正时也增补了这一原则内容，即夫妻之间有法律列举“以外之重大事由，难于维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请求离婚。但其事由应由夫妻之一方负责者，仅他方得请求离婚。”据此，台湾地区“亲属法”的破裂原则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以抽象概括的形式将破裂之离婚标准的内涵界定为“因重大事由而难以维持婚姻”。在此内涵下，其外延范围表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二是破裂原则在效力上仍居于从属性、补充性的地位，只是在法律所具体列举的10种有责、无责情形之外才适用，在操作运行中难免受到具体离婚理由的排斥。人们在实践中多数情况会沿用具体的标准为自己的行为寻找根据，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选择抽象的不确定而又不安全的法律规范。由此必然影响破裂原则的独立地位和法律效果，不能真正摆脱具体离婚原因的阴影。三是破裂原则不彻底，积极破裂原则与消极破裂原则并行，将有责过错原则直接隐于破裂原则之中。即：一方面规定因重大事由致婚姻难以维持，如夫妻双方都无过错责任，则任何一方均可提出离婚。这种双方都有离婚权的破裂原则通常称为积极的、无限制的破裂主义，或无责破裂主义。另一方面，又规定即使婚姻难以维持，但如破裂的原因归责于夫妻一方，则只有无责一方才能以破裂为由提出离婚，而有责过错一方无离婚请求权。此乃消极的有限制的破裂主义，实际上就是有责破裂主义，或曰过错原则的破裂表现形式。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台湾地区“亲属法”中，无论是具体列举的离婚标准，还是抽象概括的破裂离婚标准，尽管外在形式上表现为具体有责主义、具体无责主义、抽象有责主义和抽象破裂主义四者的统一或并行，但其主导的立法思想和核心精神仍然是有责过错原则。即有责主义是其离婚标准的实质内容所在，过错原则仍然对诉讼离婚起着普遍的决定性的作用。与台湾地区的过错有责离婚标准完全不同，在祖国大陆无论是《婚姻法》抽象概括的规定，还是例示形式的最高司法解释，都始终坚持诉讼离婚的唯一法律标准，即破裂原则。其基本特点和要求有4个：其一，祖国大陆破裂原则的规范性内涵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即作为婚姻关系缔结和存续之基础的夫妻情爱完全归于消失，夫妻关系在主观上和客观上均难以维持。关于这一内涵的具体含义在法律上并未指明，仅从学理上推论，至少包括三层：一是在时间上，必须是夫妻感情已经破裂，而不是可能破裂、将要破裂或刚刚开始破裂；二是在程度上，应该是夫妻感情彻底破裂、全面破裂，而不是某些方面的裂痕；三是在现实表现上，只能是真正破裂，而不是虚假的破裂表象或当事人主观上误认为破裂，亦不是暂时的冲突或者还有和好的可能。概言之，就是夫妻情感上的矛盾已是由来已久且无可挽回。其二，祖国大陆的破裂原则是一种彻底的无因破裂。即不论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具体原因，不论当事人是否有过错责任，只要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把握，认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就可提出离婚请求，法院经过审理、调解，确证夫妻感情破裂事实存在，即可判决离婚。当然，这种无因破裂并不排除当事人承担通过具体的事实证明感情破裂而应依法准予离婚的举证责任；亦不排除法院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全面把握当事人的婚姻状况，弄清感情是否破裂的真实背景及具体原因，以便作出是否准予离婚的正确裁判。其三，祖国大陆的感情破裂原则作为唯一离婚标准具有独立的、普遍适用的法律效力。这一特征表现在：首先，在法律上，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是法律所确认的唯一的、独立的离婚理由，除法定特别限制条款外，不受任何前置性条件或相关因素的排斥和制约。其次，在司法审判实践中，离婚诉讼的中心问题在于确认感情是否破裂，一切离婚判决都以夫妻感情是否破裂作为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双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离婚标准的例示性司法解释不但没有排斥和限制感情破裂原则，而且是对感情破裂原则在操作运用中更具体、更明确的举例说明，是对破裂原则的进一步强化和扩展。因此，破裂原则的适用是所有离婚诉讼活动的出发点和最后归属。再次，在事实上，任何一个离婚案件，每一个破裂而死亡的婚姻，不论基于哪一种具体原因，也不论当事人是否有过错，最终都是归结到夫妻情感系统中，通过夫妻之间的感情状况反映出来，所以感情是否破裂是每个婚姻关系的过去、现在及发展前景的最集中、最有力的概括，也是最好、最普遍的离婚理由。其四，祖国大陆的破裂原则是积极破裂原则。即当事人双方都有离婚请求权的破裂原则。虽然在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颁布施行之后，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理论上、实务上的关于离婚标准的“正当理由论”与“感情破裂论”的争论，且实践中人们也多有“正当理由论”的道德倾向，但1980年的《婚姻法》并没有在立法上发生“理由论”的倾斜或折衷，而是明确肯定了“感情论”的积极破裂原则。据此，在离婚诉讼中，无论当事人所持的具体离婚理由是否正当，也不论当事人对造成婚姻死亡是否应承担过错责任，双方均依法享有平等的离婚请求权；法院也只能依据夫妻感情状况作出是否准予离婚的判决，不能过多地进行具体理由和过错责任的道德价值评判。即使当事人一方是对造成离婚纠纷有过错责任，其离婚理由明显是自己不法或不道德行为所致，法院亦得保护其离婚自由权；如夫妻感情已经破裂，亦得准予离婚。当然，这种积极破裂原则并不排除，相反更应严格要求法院在离婚诉讼中，积极查明原因，分清是非过错责任，借助司法审判力量和权威对有过错责任的当事人给予必要的法制干预和道德谴责，但不能因此影响离婚裁判的公正性和合法性。通过对海峡两岸离婚标准内容的上述分析，再对其进行利弊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两岸亲属法对离婚标准的规定，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就祖国大陆方面来说，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裁判离婚的概括性标准，有三个方面失之妥当：第一，夫妻感情属于人的心理、情感和精神范畴，不属于法律直接规范和调整的领域，而作为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的实体性婚姻关系才是法律规范应该调整的对象。第二，夫妻感情具有浓厚的个性化主观色彩和深层的隐秘性，即使是当事人本身亦往往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或不可捉摸，如作为裁判离婚的客观标准，不仅使当事人自己陷入认定的困境，亦使法院难于作出准确性判断；而且由于个体的素质差异和情感体验与要求的不同，同一表征事实在归入感情认定时必然发生分歧，增加了离婚诉讼结果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第三，夫妻感情不是夫妻关系的全部，作为离婚标准不应以偏概全。在严格意义上，婚姻是作为男女两性精神生活、性生活、物质生活及其他社会关系的共同体而存在的。夫妻之间的感情作为夫妻精神生活的内容之一，虽然能在一定层面和程度上反映夫妻关系之面貌，但并不等于也不能完全代替构成婚姻实体的所有方面乃至夫妻关系整体。因此，感情的破裂并不绝对意味着婚姻就完全归于解体，而只能说婚姻破裂必然意味着夫妻感情已经消失。而且，从夫妻感情因素中，并不能引伸出法律上和道德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在婚姻中却明确包容着婚姻当事人对子女、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与义务及道德伦理要求，而这些一直以来都是维系婚姻的重要凝聚力和基本的制约因素。总之，感情不等于婚姻，感情破裂不代表婚姻破裂。把感情破裂作为唯一离婚标准，其科学性、合理性、事实上的可操作性及社会公德价值不都尽人意。所以，祖国大陆关于裁判离婚标准的立法尚待进一步修改完善。理想的选择是用婚姻破裂原则代替现行的感情破裂原则。就台湾地区“亲属法”来看，其复合结构的离婚标准中浓厚的过错有责主义离婚色彩亦存在着众多缺陷：第一，法律上所具体列举的10种离婚理由，并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或代表婚姻状况的全貌，即不可能完全确证婚姻是否已经破裂。但因其具有操作适用的优先性和绝对性，势必将离婚引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因具备法律所明确昭示的离婚原因，而婚姻并未破裂，结果婚姻得以解除；另一方面，因不具备法律所列举的原因，而婚姻已经破裂，却得不到及时解除。第二，法律上过于看重当事人的过错责任，使过错认定成为离婚诉讼的中心和裁判离婚的绝对标准，亦势必将离婚引入双重困境：一方面被告不同意离婚，且婚姻并未真正死亡，但因其有过错而导致原告的离婚请求得以获准；另一方面，被告不同意离婚，并以原告之过错行为进行抗辩，而婚姻破裂已无可挽回，但依法不能得到解除。这样，既违于现代离婚自由原则的伸张，亦悖于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及其社会价值的映视。而且，现实生活中，夫妻关系错综复杂、千变万化，各种行为或因素形成因果互动链条，共同对婚姻起着质变或量变的影响，使离婚产生于多种因素的复合背景中，夫妻在长期的婚姻生活后，往往无法认识破裂的真正原因，无法向法院证实清楚。因此，即使是确证的一方当事人婚姻上之过错责任，是否为导致婚姻破裂的第一原因，或者只是他方配偶先行行为之结果，通常难以确实认识。在此情况下，将有责性人为直接归属于一方，实乃一种假定或拟制，难免与真相不符。第三，对过错原则的明显倾斜，使离婚诉讼中必然发生：希望离婚者，必须揭发他方配偶之过错，藉以获得胜诉；对方配偶如欲离婚，只好承认本不应归责的“过错”，若不欲离婚，则尽一切努力反驳，由此引起双方反复争执，无理缠讼；而欲离婚又不愿中伤他方配偶者，往往败诉，确不公平。同时，亦可能出现当事人被迫捏造对方的过错或自愿承受“莫须有”的过错以达离婚目的，表现出对法律和法律程序的不尊重。第四，在离婚诉讼中适用过错原则，使当事人在证明和反驳有责行为的过程中，不得不尴尬地暴露其个人生活隐私，而法院为调查离婚原因与责任，亦不得不难为情地涉及夫妻生活领域的内部隐私，这与现代社会尊重和保护个人隐私权及人格尊严显然不符。第五，离婚诉讼中坚持过错原则必然引发当事人为寻求有责原因而互相敌视，增加彼此的憎恶、反感和痛苦，破坏和好的可能性，加深法院调解的难度。而且在互相憎恶、敌意之下，往往会离间子女与他方配偶的关系，对子女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第六，对有责配偶离婚权的限制，使法律上和审判实践中对夫妻双方都有过错的离婚难于决断，而这种双方都应承担一定过错责任的离婚纠纷在实际生活中多有发生，不可忽视。三、就离婚标准所代表的离婚功能分析，祖国大陆离婚法奉行鲜明的补救主义；台湾地区“离婚法”则带有较强烈的惩罚主义，同时兼有一定的补救主义根据祖国大陆离婚法的破裂原则，离婚作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所产生之必然结果，是对死亡婚姻的矫正和补救，也是对当事人双方痛苦的一种彻底解脱，使当事人双方有机会重新缔结幸福美满的爱情婚姻，使不幸福婚姻中子女亦能走出父母周而复始的矛盾所笼罩下的痛苦阴影，寻求到团结和谐的家庭温暖和身心健康成长的安宁环境；同时，也利于社会充分解除病变的婚姻，清理已经腐坏的社会细胞，提高婚姻家庭的质量，发挥婚姻家庭对社会机体的积极价值意义和功能作用。所以，破裂原则下的离婚对当事人、子女、家庭和社会都是一件“幸事”，是一种多功能、多方位的良好补救手段，此乃现今各国离婚立法变革的一种共识和比较一致的发展方向。据此，离婚就不应带有任何惩罚主义的痕迹。即不能将准或不准予离婚作为对过错责任当事人的制裁措施。无论有过错责任的当事人一方是否要求离婚，只要认定婚姻确实已经破裂，没有挽回的可能，即应根据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请求予以解除，从而达到对婚姻、对当事人、对社会的补救目的和功能。在法律上乃至道德上对有过错责任的当事人应给予的谴责、惩治和处罚，不能用是否准予离婚来代替，只能用其他有效手段和方法；否则遭受不利的不是过错责任当事人，而是无过错一方、子女及社会。根据以过错原则为主导的台湾地区离婚标准的立法模式，由于两个逻辑前提的基本指导作用——一个是婚姻契约论：婚姻是当事人之间缔结的契约关系，如果一方违反婚姻义务，应承担违约过错责任；另一个是“任何人不得因自己之过错而取得法的利益”的基本法则：夫妻一方违反诚信原则或构成权利之滥用及义务之违反，则因其过错丧失任何权利之主张及利益之获得——其诉讼离婚标准表现出浓厚的惩罚主义色彩，使离婚成为法律所确认的一种严格的制裁手段。据此，当夫妻一方有过错责任时，则限制其离婚请求权，通过不准许其提出离婚，强迫其继续维持婚姻，履行夫妻义务，承担婚姻责任以示惩罚，剥夺其因提出离婚而可能获得的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利益；反之，当无过错责任的一方提出离婚时，则通过保护其离婚请求，按其意愿解除婚姻关系以示对有过错责任的另一方的制裁，剥夺过错责任一方因不愿离婚而可能获得的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利益。从而，一旦夫妻一方存在有违反婚姻义务的过错责任时，即在法律上丧失了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决定自己婚姻前途和命运的权利与机会，只有听命或受制于无过错一方的意志和行为；如果对方不愿意离婚，只好勉为其难，如果对方要求离婚，亦只好顺其所愿。显然，这种由过错原则产生的惩罚主义离婚不仅使过错当事人置于双重的困境，也会使无过错方遭受一定的损害，同时亦会给家庭、子女、社会注入多种不利因素。正因如此，所以台湾地区“亲属法”在过错原则的基础上，补充了一定范围的破裂原则，使惩罚主义色彩有所减弱，补救主义得以认可和运行，但在目前这种立法的双轨制下，仍难免让惩罚主义占据上风，而补救主义位居其次并时而被惩罚主义吸收或抵销。四、就离婚标准的法律效力分析，海峡两岸基本上持同一态度，即法定离婚标准在没有法律特别规定的限制条款适用的情形下具有绝对的法律效力，是绝对的离婚理由主义，而非相对的离婚理由主义在这种绝对离婚标准下，只要当事人自认为符合法定理由条件，就可提出离婚请求，并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只要法院经过调查审理，认定当事人的离婚请求及婚姻事实状况与法定离婚标准相吻合，就可裁判离婚，如法院认定其与法定条件不符，则不准予离婚。显然，绝对离婚标准因其确定性、强制性能够充分保证诉讼离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避免了当事人和法院的随意性、盲目性，增强了离婚标准的强制性约束力，能够达到对众多复杂离婚现象的导向、规范效果。但是也不容怀疑，绝对性的法律标准过于机械、死板，往往与现实生活中婚姻的个案运行状况并不一致，而诉讼离婚中的当事人和法院因固守法律条文的定向逻辑不得不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其结果，根据婚姻的客观状况该离的离不了，不该离的又依法离了，使法律的灵活性、公正性及法院审判应有的能动性受到影响，亦会破坏立法的期望和司法的权威。比如，依据法定离婚标准，某个婚姻应予解除，但根据该婚姻各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不维持婚姻就不足以维护配偶一方、子女的切身利益，而维持此婚姻对婚姻关系的整体利益有明显好处或其好处远远大于坏处，即会发生法律标准与客观事实要求的冲突。所以，海峡两岸在采取绝对离婚标准的基础上，仍应在立法上确认一定的灵活变通余地，通过公序良俗原则和必要的限制性条款，赋予离婚标准一定程度的相对性。
四川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
四川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NO：SC080922）
1995年10月19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6年5月26日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四川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四川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运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秩序，预防和惩治违法犯罪。
第三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必须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遵循谁主管谁负责、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和属地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任务：
（一）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依法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
（二）采取各种措施，严密管理制度，加强治安防范，堵塞违法犯罪的漏洞；
（三）开展对全体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增强全社会公民的法制观念；
（四）鼓励公民自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五）调解民间纠纷，缓解社会矛盾，消除不安定因素；
（六）教育、挽救和改造违法犯罪人员，做好对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减少重新违法犯罪；
（七）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
第二章 组织协调
第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督促各部门、各单位完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任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为本行政区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责任人，全面负责本行政区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第六条 省、市（州）、县（区、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负责组织指导本行政区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研究制定和组织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措施；
（三）组织、指导、协调督促和检查各部门、各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四）总结、推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型经验，表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和个人；
（五）对不履行本条例规定的职责，导致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社会治安混乱的负责人给予通报批评，或者提出政纪处分的建议；
（六）办理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其他事项。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设立办事机构，负责办理日常工作。
第七条 乡、镇、城市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上级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部署，制定本乡、镇、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协调、检查本辖区内各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三）指导、帮助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四）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治安防范活动，建立健全群防群治网络；
（五）及时掌握社会治安动态，消除危害社会治安的隐患；
（六）依照有关规定确定对本辖区内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与处罚；
（七）办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其他事项。
第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做到各尽其职、各负其责。
第三章 司法机关的职责
第九条 司法机关是惩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专门机关，应当密切协作配合，形成合力，发挥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整体效能。
第十条 公安机关是社会治安的主管部门，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加强侦查破案工作，严厉打击盗窃、抢劫、行凶杀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各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
（二）查禁和打击卖淫嫖娼、聚众赌博、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拐卖妇女儿童、贩毒吸毒、利用封建迷信骗钱害人等违法犯罪活动；
（三）加强治安管理，及时查处治安案件，重点加强对流动人口、重点公共场所和特种行业的治安管理，强化对出租房屋、出租汽车和重点防范区的治安防范工作；
（四）加强枪支弹药、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物品的管理；
（五）加强消防、交通、边防管理，预防事故，消除隐患，维护公共安全；
（六）加强查处利用公共信息网络的违法犯罪活动；
（七）加强对基层治安保卫组织、社会保安组织的监督管理，强化内部保卫工作，协助健全群防群治网络和治安控制体系；
（八）加强对管制、缓刑、监外执行、假释、剥夺政治权利等人员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
（九）协助、指导有关部门做好轻微违法犯罪青少年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
第十一条 检察机关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行使检察职能，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活动和经济犯罪活动；
（二）结合办案提出检察建议，推动有关单位建章建制和加强治安防范工作；
（三）督促被判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和被决定假释、监外执行人员的改造教育工作；
（四）加强对监所的监督；
（五）及时受理控告、申诉和处理来信来访。
第十二条 审判机关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加强刑事审判工作，依法审理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案件；
（二）及时审理民事、行政案件，做好申诉和执行工作，及时妥善处理各种纠纷，防止矛盾激化，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
（三）加强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业务指导；
（四）结合办案提出司法建议，促进有关单位加强管理，堵塞漏洞，消除各种治安隐患；
（五）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犯罪的审判工作，教育、感化、挽救犯罪青少年；
（六）做好减刑、假释工作。
第十三条 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及时查处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加强对公民维护国家安全的教育，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防范和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第十四条 司法行政机关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做好在全体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组织，协调工作；
（二）开展人民调解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化解民间纠纷，缓解社会矛盾；
（三）加强对服刑、劳动教养人员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提高改造质量，减少重新犯罪；
（四）做好公证、律师管理工作，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预防和减少纠纷；
（五）协调、督促乡镇政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做好对刑满释放人员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
第十五条 司法机关对于公民的控告和检举，必须及时受理，不得推诿。对不属于本部门办理的控告和检举，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受移送的机关必须认真办理。
第四章 社会责任
第十六条 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加强内部治安防范措施，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对所属职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预防违法犯罪案件和治安灾害事故的发生。
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第十七条 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结合自身业务工作，参与并督促其下属单位和管理对象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可能引发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的纠纷、事故及其它隐患，必须及时妥善处理，并协助司法机关查处违法犯罪活动。
第十八条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加强校风校纪建设，配合社会、家庭对学生的校外活动进行管理、引导，预防和减少学生违法犯罪。
第十九条 民政部门应当抓好基层政权和群众自治组织建设，指导村规民约的制定和执行，及时调处行政区划和边界纠纷，做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
第二十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集贸市场的治安防范和从业人员的教育管理，配合公安机关加强公共场所、特种行业的治安管理。
第二十一条 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做好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的管理工作；加强对劳务市场和外来求职人员的管理，对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就业进行指导和帮助。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当依法及时妥善处理劳动争议，避免矛盾激化。
第二十二条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与有关部门配合，加强医药市场和医疗秩序的管理，依法管理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组织做好吸毒人员的治疗、康复工作和性病、艾滋病的预防、检查、收治工作。
第二十三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维护社会治安的需要，监督建设单位将住宅建筑中必要的安全防范设施纳入住宅设计标准。
第二十四条 交通、铁路、民用航空部门应当加强对车、船、飞机和车站、港口、机场的治安管理工作的领导，协同司法机关打击劫持人员、抢劫盗窃财物和货运物资、破坏交通设施等违法犯罪活动，查缉流窜犯罪分子，消除各种事故隐患，确保交通运输安全。
第二十五条 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部门应当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组织开展道德、纪律、法制宣传教育，组织提供健康向上的精神产品，鼓励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化娱乐活动，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制止和取缔宣扬反动、淫秽、暴力、赌博及封建迷信的影视节目和文学、美术、音乐、摄影、戏曲等作品的出版、制作、销售、播放和上演。
第二十六条 民族、宗教事务部门应当宣传国家有关民族、宗教法律法规和政策，会同有关地区、部门、单位及时疏导、调解和处理民族、宗教人员参与的纠纷。
第二十七条 国土资源、农业、林业、水利、人口和计划生育等行政执法部门应当严格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及时处理各种矛盾和纠纷，防止和减少治安案件的发生。
第二十八条 经济、贸易管理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监督企业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
第二十九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应当根据自身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法制宣传教育，对有轻微违法行为的人员做好帮教工作。
第三十条 驻川部队和省内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应当协助地方政府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开展军警民治安联防和军警民共建文明单位活动。人民武装部门应当组织民兵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活动。
第三十一条 精神文明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统筹开展创建文明单位、文明城市、文明社区、文明村镇等群众性活动。倡导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和见义勇为精神，努力提高城乡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质。
第三十二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教育村民、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
（二）建立健全治安保卫组织和人民调解组织，做好本管辖区的治安防范工作，调解民间纠纷；
（三）协助司法机关查处辖区内发生的各种违法犯罪案件；
（四）协助司法机关对依法被判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和被决定假释、监外执行人员的监督、考查和教育；
（五）教育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员；
（六）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
（七）制定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并监督执行。
第三十三条 家庭应当正确处理家庭成员之间、邻里之间的关系，配合社会、学校对青少年子女开展思想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加强住所安全防范。
第三十四条 公民应当自觉遵纪守法，积极检举、揭发和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有义务向司法机关如实作证。
第五章 社会保障
第三十五条 鼓励和提倡向犯罪分子作斗争的见义勇为行为。
对公民因见义勇为负伤的，任何单位和公民都有救助的责任，医疗单位必须无条件及时进行抢救治疗。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建立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奖励基金，专项用于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和救济。
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奖励基金由同级财政部门拨给和由单位、个人自愿捐助组成。其收支情况接受同级财政部门的监督。
第三十七条 公民为维护社会治安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而牺牲的，由所在单位按因公牺牲对待；本人无工作单位的，由民政部门参照国家有关因战死亡的民兵民工抚恤规定办理；符合烈士条件的，可报请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烈士。
第三十八条 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误工的，视同出勤；致伤致残的，职工由所在单位按因公伤残对待；无工作单位并符合评残条件的，由民政部门办理评残手续，按国家规定享受有关待遇。
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致残尚有工作能力的失业人员，各用人单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的有关规定优先妥善安置，职业介绍机构应当优先向用人单位推荐；对牺牲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各用人单位应当优先招收、聘用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近亲属就业。
第三十九条 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负伤的医疗费、护理费、生活费、营养费、误工补助费、交通费等，由加害的违法犯罪人员或其监护人承担。违法犯罪人员或其监护人无法承担的部分，负伤人员属单位职工的，由所在单位按因公负伤解决；负伤人员无工作单位或单位负担确有困难的，由负伤人员户口所在地的县级财政解决。
第四十条 对见义勇为人员救治、评残、困难补助、烈士申报等工作，由当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负责督促有关部门办理。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四十一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由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或者有关主管机关表彰奖励；贡献突出的，由同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推荐，报有关机关批准，给予记功、晋级或者授予荣誉称号：
（一）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成绩显著的；
（二）检举揭发违法犯罪分子，见义勇为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抢救和保护国家、集体财产及人民生命，事迹突出的；
（三）教育、挽救和改造违法犯罪人员或者安置、帮教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成绩显著的；
（四）调解民间纠纷成绩显著的；
（五）预防、制止刑事犯罪或者治安灾害事故成绩显著或者有突出贡献的；
（六）协助司法机关破获重大特大案件的；
（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论研究成果被采纳，社会效果显著的；
（八）其他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有重大贡献的。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在当年及第二年度内不得评为文明单位或者综合性先进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本部门、本单位治安面貌改变之前，不得评为先进、模范，不得晋级、晋职，并可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对公民、组织的报案不依法及时受理，对公民、组织要求人身、财产保护拒绝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不按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致使本部门、本单位治安问题突出，发生特大案件或者恶性事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严重后果的；
（三）对本部门、本单位矛盾处理不力，导致矛盾激化，危害社会稳定的；
（四）发生刑事案件或者重大治安案件故意不报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的。
对弄虚作假骗取荣誉、奖励的，由批准机关撤销其荣誉、奖励，并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三条 对不履行本条例规定职责的单位，同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应当督促其履行或者给予通报批评，对其主要负责人可向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察机关提出政纪处分的建议，上级主管机关可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对政法干警、治安积极分子、见义勇为者、证人和检举人、揭发人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分别由所在单位、主管部门、行政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五条 群防群治组织必须依法办事，接受社会监督，其成员有徇私舞弊、敲诈勒索或者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由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