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立法意图角度理解自首/谢侃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9 15:39:16 浏览:8955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从立法意图角度理解自首
自首作为一项刑法制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在夏禹时期就
有成文法加以规定，直至现在，自首制度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自首制
度要发挥其应有作用，就必须正确认定自首情节， 然而自首的认定并
非一蹴而就，从程序上看第一要有司法依据， 第二要有证据认定的相
关事实， 第三要有严密的法律逻辑把上述二者相联系相比照才能得出
结论与否为自首。就法律规范而言， 我国现行刑法较之１９７９年刑
法更进了一步，确立了自首的概念（犯罪以后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的），但仅此１８字是不足以让办案人员依托其操作的， 对
此最高人民法院于９８年４月作出法解（９８）８号解释对自首具体
应用作出了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司法依据的内容。 但实践中的
问题是纷繁复杂的， 并不一定会按照这些内容规定的例式出现一样的
个案。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办案人员只有透过作为书面表象的法律看到
法律背后的东西即立法者的意图，从意图上理解把握认定自首的要件，
从而在办案人员头脑中形成一个对自首的概念的体会， 知其书面之形
知其书内之意，这样在实践中碰到各式各样的个案才能随机应变， 不
至于生搬条款机械适用或无所适从，随意裁量。
一、立法意图
意图就是指行为的目的，法的意图就是指法所要达到的目的。 此
处的法指的是法律规范，它包括法律、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等等。 从
现有关于自首内容的规范来看， 只有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两类。笔者认为，自首的立法意图即是自首制度所要发挥的作用。 首
先自首有体现法律公正，做到罚当其罪的作用， 有自首的表现说明罪
犯的主观罪过较之未自首者轻，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其次自
首有改造罪犯的作用，自首制度是对罪犯自首行为的肯定， 使罪犯内
心产生变化，感到法律的公正，感到不同行为有不同的待遇， 从而达
到改造目的；再次，自首制度还有对广大罪犯的昭示作用， 促使未自
首罪犯归案，使其知晓有自首行为的益处，从而产生趋向作用；最后，
自首制度的确定虽目的不在司法成本的减少， 但实际效果却起到降低
司法成本作用。
二、从立法意图角度谈一下认定自首的几个问题。
（一）、自首的主体
首先笔者认为自首主体有两种，一为自然人，二为单位。 自然人
能够作为自首主体，是毋用置疑，而单位作为自首主体， 因为实践中
较少出现，因而还有不同看法。 有人认为从常规来看只有有精神的生
命体的人才能去自首，单位没有思想没有精神无法自首， 即使有这种
行为出现也只能是对单位犯罪的责任人员认定自首， 不能认定单位自
首。笔者认为此观点有不妥之处， 因为第一把自首主体的要求定在有
精神、有生命上太过极端，单位虽然没有精神，没有生命， 但不能说
没有意志，单位有自己的机构，可形成自己的意志， 只要肯定了单位
意志的存在就具备了自首的可能，而不需要非有精神；第二， 从法律
规定上看，刑法既然规定了单位能作为犯罪主体， 同时又规定了刑罚
对象要罚当其罪，就说明一切刑罚对象包括单位也存在自首。 只是在
认定单位自首时重点放在鉴别作出自首行为的名义个体是谁， 名义是
单位就认定单位（如有盖有公章的投案材料）名义是责任人员就认定
责任人员，若是能代表单位的责任人员， （如法定代表人）那么二者
均可认定。
其次，笔者认为自首主体必须是有罪的主体， 没有罪就失去了自
首存在的基础，如正当防卫的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去自首， 都
自首作为一项刑法制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在夏禹时期就
有成文法加以规定，直至现在，自首制度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自首制
度要发挥其应有作用，就必须正确认定自首情节， 然而自首的认定并
非一蹴而就，从程序上看第一要有司法依据， 第二要有证据认定的相
关事实， 第三要有严密的法律逻辑把上述二者相联系相比照才能得出
结论与否为自首。就法律规范而言， 我国现行刑法较之１９７９年刑
法更进了一步，确立了自首的概念（犯罪以后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的），但仅此１８字是不足以让办案人员依托其操作的， 对
此最高人民法院于９８年４月作出法解（９８）８号解释对自首具体
应用作出了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司法依据的内容。 但实践中的
问题是纷繁复杂的， 并不一定会按照这些内容规定的例式出现一样的
个案。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办案人员只有透过作为书面表象的法律看到
法律背后的东西即立法者的意图，从意图上理解把握认定自首的要件，
从而在办案人员头脑中形成一个对自首的概念的体会， 知其书面之形
知其书内之意，这样在实践中碰到各式各样的个案才能随机应变， 不
至于生搬条款机械适用或无所适从，随意裁量。
一、立法意图
意图就是指行为的目的，法的意图就是指法所要达到的目的。 此
处的法指的是法律规范，它包括法律、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等等。 从
现有关于自首内容的规范来看， 只有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两类。笔者认为，自首的立法意图即是自首制度所要发挥的作用。 首
先自首有体现法律公正，做到罚当其罪的作用， 有自首的表现说明罪
犯的主观罪过较之未自首者轻，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其次自
首有改造罪犯的作用，自首制度是对罪犯自首行为的肯定， 使罪犯内
心产生变化，感到法律的公正，感到不同行为有不同的待遇， 从而达
到改造目的；再次，自首制度还有对广大罪犯的昭示作用， 促使未自
首罪犯归案，使其知晓有自首行为的益处，从而产生趋向作用；最后，
自首制度的确定虽目的不在司法成本的减少， 但实际效果却起到降低
司法成本作用。
二、从立法意图角度谈一下认定自首的几个问题。
（一）、自首的主体
首先笔者认为自首主体有两种，一为自然人，二为单位。 自然人
能够作为自首主体，是毋用置疑，而单位作为自首主体， 因为实践中
较少出现，因而还有不同看法。 有人认为从常规来看只有有精神的生
命体的人才能去自首，单位没有思想没有精神无法自首， 即使有这种
行为出现也只能是对单位犯罪的责任人员认定自首， 不能认定单位自
首。笔者认为此观点有不妥之处， 因为第一把自首主体的要求定在有
精神、有生命上太过极端，单位虽然没有精神，没有生命， 但不能说
没有意志，单位有自己的机构，可形成自己的意志， 只要肯定了单位
意志的存在就具备了自首的可能，而不需要非有精神；第二， 从法律
规定上看，刑法既然规定了单位能作为犯罪主体， 同时又规定了刑罚
对象要罚当其罪，就说明一切刑罚对象包括单位也存在自首。 只是在
认定单位自首时重点放在鉴别作出自首行为的名义个体是谁， 名义是
单位就认定单位（如有盖有公章的投案材料）名义是责任人员就认定
责任人员，若是能代表单位的责任人员， （如法定代表人）那么二者
均可认定。
其次，笔者认为自首主体必须是有罪的主体， 没有罪就失去了自
首存在的基础，如正当防卫的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去自首， 都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顾永忠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我国立法机关正在进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准备工作，并将于今年10月完成法律修订程序。围绕这次修改，司法界、理论界都在积极参与，献计献策。据了解，这次修改将采用修订案的方式，由此决定了修改的内容不可能太多，应当重点突出，先解决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及被告人认罪案件审判程序应当是这次修法的当务之急。为此，撰写本文，以公正、效率、资源、案件的互动关系为视角展开分析、论证。
一、刑事司法制度中公正、效率、资源、案件的互动关系分析
任何一个国家在构建自己的司法制度时，都将面对并力求解决好公正、效率、资源、案件这样几个既彼此独立又密切联系的基本问题和相互关系。
公正是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生命线。从立法的角度考虑司法公正问题，所面对的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具体的个案，而是已经发生和将要继续发生的所有刑事案件的整体。这就需要我们从宏观背景和全局视野分析和思考问题。
公正不是抽象的，而应当是“看得见的”，理论界将其划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并从诸多方面论证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具体的含义，且形成了基本的共识，诸如要保障被告人获得辩护、程序要公开、透明等。但是，公正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它的内涵及其实现依赖于多方面的因素和条件。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因素，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的客观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正属于历史和社会的范畴，具有阶段性和层次性。正因为如此，即使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提出的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也只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
从具体内容看，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公正与效率都属于主观因素，是立法者主观愿望追求的产物，并且二者是一种密切相关、此消彼涨的关系，即司法公正的程度越高，司法效率就越低，反之司法效率则越高。[1]从诉讼价值上看，公正与效率不在同一层次上，公正优于并且高于效率。只能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追求效率，而不能为了追求效率而牺牲公正。但是，如果从现实出发看待二者的关系，并非在所有的案件中解决公正都是第一位的。在司法实践中，或由于案件本身的因素，或由于当事人的主观需求，有些案件效率问题比公正问题更为突出更为迫切。因此，我们不能僵化地一成不变地看待和处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从客观条件看，司法资源和刑事案件的状况如何对于公正的实现程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既定的司法资源下，刑事案件的数量越少，公正的实现程度就越高，反之，公正的实现程度则越低。反过来说，对公正的期望程度越高，要求投入的司法资源则越多。但是无论在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投入的司法资源总是有限的，刑事案件的数量却是难以控制、减少的，甚至呈现为不断增长的势头。在此情形下，要使所有案件获得同样的公正“待遇”，那只能是平均主义地配置资源，其结果必然是每个案件获得的资源投入十分有限。这样从外表看起来，对每个案件都是“公正的”，获得的司法资源同样多，实现的公正程度一样高，但从实质上看则是不公正的。因为刑事案件在“质”的方面是千差万别的。仅从大的方面来看，有犯罪性质的不同，诸如严重犯罪与轻微犯罪之别；又有被告人经历的不同，诸如累犯、惯犯与偶犯、初犯之别；还有被告人认罪态度的不同，诸如否定指控、拒不认罪与主动投案自首、如实坦白认罪之别；再有控方掌握的证据状况不同，诸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之别，如此等等。这就意味着每个案件对司法资源的投入以致公正、效率程度的要求其实是很不同的，只有按照案件的不同情况配置司法资源，设置并适用公正、效率程度不同的诉讼程序，才能真正实现司法的整体公正与效率。
总之，在司法资源难以大量投入，刑事案件却在数量上难以减少甚至不断增加、在质量上又千差万别的现实面前，我们必须优化资源配置，调节诉讼效率，对于那些需要公正程度高的案件，我们宁可投入的司法资源多一些，程序的设置复杂一些，诉讼效率调低一些；对于那些需要公正程度低的案件，投入的司法资源则可以少一些，程序的设置也可以简单一些，诉讼效率则可以调高一些。考察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莫不如此。在日本，既有传统的快速处理轻微刑事案件、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简易公审程序，又有近年来推行改革而出台的更加快速、适用范围更广的即决审判程序和主要适用于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案件的由3名职业法官和6名裁判员组成的混合审判制度。在法国，既有适用违警罪的简易审判程序，又有针对轻罪案件的较为严格的审判程序，还有更为复杂的由审判长、陪审官以及陪审团共同审理的重罪案件审判程序。英美国家更是如此，既有由一名法官（甚至是非职业法官）一日内可审理若干个案件的快速、简易审判程序，又有由职业法官和陪审团共同审理、往往旷日持久的陪审团审判程序。不仅传统的西方法治国家如此，而且近年来刚刚从经济困境中走出来的俄罗斯也走上了繁简分流的刑事司法改革之路，一方面建立了程序较为简捷的被告人认罪的特别程序、和解法官审理案件的程序，另一方面又新增了由一名法官和12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审判制度。各国不仅在审判程序上如此，而且在审判前的程序上，也建立了各种过滤、筛选机制，采用不同方式减少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数量。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还将是发展中国家。这就决定了国家难以在刑事司法领域投入太多的资源。同时，由于处在社会剧变的转型期，刑事案件的发案率居高不下，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数量也是有增无减。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从1998年到2005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从1986068件发展到4648401件，增长了134％；同期被逮捕的人数从598101人上升到876419人，增加了46．53％，法院审判的公诉案件的被告人也由584763人增长到981009人，增加了67．76％，与此同时，司法资源的投入有的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例如全国检察机关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1998年为211319人，2004年却减少到197025人。有的虽然有所增长，但与刑事案件的增长并不能同步，甚至实际上还在减少。例如全国律师人数1998年为51008人，2005年发展到114471人，增加了一倍多，但公诉案件的刑事辩护率则从1998年的50．7％下降到2005年的35．8％。[2]
在刑事案件急剧增加，司法资源的投入增涨有限甚至有所减少的情形下，全社会对司法公正和效率的热切呼声却空前高涨，这从近年来社会公众对杜培武、佘祥林、刘涌、胥敬祥、邱兴华等一批重大案件的关注程度和普遍诉求足可以得到说明。广大群众不仅要求司法公正，而且要求司法效率；不仅要求实体公正，而且要求程序公正；不仅要求个案公正，而且要求整体公正。毋庸讳言，在当今中国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效率的强烈诉求与不尽理想的司法现实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从中央到地方，从立法界、司法界到理论界，各方面都在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提出并推行各种改革、完善措施。但是，在笔者看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刑事案件的大幅下降、司法人员的大幅增加、刑事辩护率的大幅提高都是难以做到的。我们必须从现行司法制度、现行司法程序的整体构造上寻找突破口，构建可对刑事案件进行繁简、难易分流的程序机制，以推动司法公正的实现和司法效率的提高。因此，笔者认为，针对我国现存的问题和条件，借鉴、吸收别国成熟的经验和做法，构建中国式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和被告人认罪案件审判程序不失为重要的突破口。
二、在我国现行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应当说，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对于审查起诉的法律定位是正确的，其确立的包括三种类型的不起诉制度，在理论上有充分的依据，在实践上也是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作法。但是，近10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我国立法上确立的不起诉制度在司法活动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比例非常低。据有关方面统计，1997年不起诉人数占审查起诉案件总人数的4．2％，1998年则是2．5％。[3]其后若干年来一直都在2—3％之间徘徊。[4]
我国不起诉比例如此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思想观念原因，相当一些检察人员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对设立不起诉制度的立法意图理解不够深远。此外还有制度本身的原因。现行刑诉法规定的三种不起诉中，只有法定不起诉属于当然不应该起诉的类型，而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都属于裁量不起诉的范畴。这就使不少人特别是上级检察机关和各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层担心不起诉决定的裁量权如果不加严格控制，可能会被滥用，损害司法公正。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检察机关都把不起诉案件的比例控制在3％以内。
影响不起诉案件比例非常低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不少人认为我国的犯罪概念和范围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别，凡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犯罪案件都是比较严重的，不同于国外大量刑事犯罪案件实际上属于我国的一般违法案件，因此对它们可以做不起诉的处理。笔者并不否认中外犯罪概念的差别以及由此可能导致我国不起诉案件的数量比较少。但是，是不是只有3％左右的案件才可以作不起诉处理，而97％左右的案件都必须起诉到法院审判？ 笔者对此不能认同。事实上，从我国近年来审判过的案件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采取不起诉处理的，它们包括经法院宣告无罪的案件、判处拘役、管制的案件、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单处附加刑的案件以及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详细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在2002—2005年问，每年生效判决宣告无罪、判处免刑、拘役、缓刑、管制、单处附加刑及未成年被告人的人数占到当年生效判决所涉被告人总数的比例在35．52％—45．15％之间，这一事实表明在审查起诉阶段扩大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是有很大空间的。如果在审查起诉中对这些被告人中的哪怕一半人即17．76％—22．58％作不起诉处理，而不起诉到法院进行审判，这对于促进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减轻法院和检察院的负担都将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现行不起诉制度是一次定“终身”，一旦做出不起诉决定，对被不起诉人缺乏制约、监督机制，具有很大的风险。为此需要我们在现行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既能充分展现不起诉制度的优越性，又能把不起诉制度的风险、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的附条件的不起诉制度。在这方面德、日等国的成熟经验和我国一些基层检察机关的探索尝试都是值得我们研究、总结和吸收、借鉴的。
德国刑事诉讼立法在起诉问题上奉行的是起诉法定主义为原则，起诉裁量主义为例外的作法，但司法实践的现实情况却是相反，起诉是例外，不起诉或作其他替代性处理则成为原则。据统计，从1981年到1996年期问，提起公诉案件的比例一直比较低，起诉率最高的1982年是19％，起诉率最低的1996年是12．3％，其余案件均作了不起诉的处理，包括撤销案件、申请处罚令、无条件不起诉等，附条件的不起诉也是其中的一种处理方式，比例一直在6％上下浮动。[5]所谓附条件的不起诉也称暂缓起诉，是指对于本来应该起诉的轻罪被告人，在其本人同意的情形下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一定义务，而暂时不予起诉。被告人如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了所要求的义务，对其行为不再作为犯罪起诉追究，否则，将仍作为犯罪起诉追究[6]。此外，德国各州对青少年案件的不起诉率比较高，而且呈不断上升趋势，从1985年平均为25％上升到1992年的近50％。[7]
日本除了对不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不予起诉外，在其刑事诉讼法上还确立了“起诉便宜主义”原则，规定“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的轻重及情节和犯罪后的情况，没有必要追诉时，可以不提起公诉。”在司法实践中这两种不起诉处理方式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案件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日本检察机关的不起诉率为43％，2003年为35．6％，其中因不具备起诉条件而不起诉的占1．90％，其余33．7％则属于裁量不起诉或犹豫不起诉。[8]而对于其中的犹豫不起诉案件在诉讼理论和法律上都可以理解为，只要还在追诉时效期间内，对其可以再次起诉[9]。当然在实践中作出不起诉处理后再起诉的情况几乎没有。正因为如此，日本著名刑诉法教授，法务省顾问松尾浩也先生称此种不起诉为缓期起诉，指出进入昭和时期以来缓期起诉处分得到了更多的使用，并且被有意识地作为有效地防止再犯的手段加以使用。[10]
我国有些基层检察机关包括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等，在近几年探索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也重点研究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有的地方称为“暂缓不起诉制度”），有的还在小范围内进行了尝试。这些研究和尝试成果都表明，在我国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不仅大有必要，而且具有广泛的可行性基础。
基于以上，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我国现有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其要点是：
1．附条件不起诉的对象及适用条件：可以设定为依照刑法规定可能判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其他可适用缓刑以及可免予刑事处罚并具有下列情形的案件：①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的；②犯罪嫌疑人年满70岁以上的；③有自首、立功情节或真诚认罪悔罪的；④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的；⑤积极赔偿受破坏的公共财产或恢复受损害的公共利益的。
上述案件都是犯罪性质不严重，刑罚后果不严厉，人身危险性又很小的案件。对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做出附条件的不起诉处理，不仅完全可以达到经过审判希望达到的法律效果，而且会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其一，由于可免除后续审判，使犯罪嫌疑人保全了做人的“面子”，对他们日后改过自新有极大的鼓励、促进作用；其二，由于可免除后续审判，可促使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和解，恢复、挽回因犯罪受到破坏、损害的公共利益，实现恢复性司法；其三，由于可免除对这部分案件的后续审判，将大量节约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出，转而将更多的司法资源投入到那些确需审判的案件中，使这些案件得到确实公正的审理和裁判；其四，由于不起诉，犯罪嫌疑人可提前获释，不仅节约看守所的羁押成本，更重要的是使犯罪嫌疑人提早回归社会，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在我国依法行政的必要性(法学毕业论文）
作者：北安市人民法院刘成江 王素杰
提要：中国要建设全面的小康，就必须依法行政，同时依法行政也是当今社会解决基层建设问题特别是农村各类问题的关键。依法行政的目的是保护干部本身，更重要的是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阶段，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其中，对加强法治建设，落实依法治国方案提出了明确要求，特别对推进政府工作法制化，从严治国，依法行政进行了强调，这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对维护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也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依法行政的基本含义
什么是依法行政？简而言之是指国家公务员按照法律规定的内容和程序办事。行政在英语中（Adminstration），是治理、管理和执行事务的意思，它和施政是一个意思，在我国的《左传》中就有“行其政令，行其政事”之说。依法行政是指各级行政机关依据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管理行政事务的一种行为。法律是行政机关进行各种活动和人们对其活动进行评价的标准，依法行政是对各级行政机关提出的要求，也是当今社会人民群众及各类企事业单位、团体、组织对政府部门提出的要求，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封建社会也有各种规定、吏律，但它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可见当时的统治阶级也是非常重视依法治国的，但由于历史局限性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如《杨三姐告状》、《杨乃武与小白菜》等等案例，都说明当时的依法行政还处在一个很模糊的时期。
依法行政也是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对政府活动的要求，我国是在八十年代末提出“依法行政”这一基本原则的，它的提出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政治、经济及法治建设本身发展到一定程阶段的必然要求。
二、为什么要进行依法行政
1、依法行政是约束政府工作人员避免出现违法行政，以免对社会、人民造成严重后果，同时也是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情况下保护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二者是对立统一的。一方面，各级政府机关以法律为依据管理各种事务，要求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享受权力、履行义务，对那些不能够正当行使权力和不能够很好履行义务的人们追究法律责任。另一方面，政府工作人员也必须依法管理各项事务，在行使权力时，必须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必须用法律这把尺子衡量是非对错，而不是施权者的主观意识所决定。干部的权力，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使用，绝对不能够越权或者违法施政。法律约束被管理的公民，同时也约束施政的国家公务员，这是统一的。管理者依法办事是前提和基础，他们根据法律规定的内容进行管理，最终目的是使被管理者必须依法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有了各个职能部门的依法行政，才会有公民遵守法律，我们的社会才能走上法治之路，人们的生产，生活才能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转，广大人民群众才能有安全意识和创造意识，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2、依法行政是行政管理为人民服务的切实保障。我国是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工作，只有依法行政才能体现“人民权力人民用”，“赋予权力为人民”的宗旨观念。人民需要行政机关，以实现自己的利益保障，人民授权行政机关行使权力最终目的是通过管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依法行政才能保证国家行政管理人员在管理各类事务时不至于偏离“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这一航道。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自由、财产和安全。
3、依法行政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证。只有依法办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才能保护该保护人群的利益，对那些不履行义务、违法乱纪的人严厉打击，保证安定团结的大局。现在的乡镇工作中，解决上访问题已成了当时农村工作的一件大事，其中有十几年、几十年的老上访户，除了个别人别有用心外，有一大部分群众的确存在以前村干部违法施政、优亲厚友、办事不公等因素所造成的。据说在北京旧火车站附近有一个“上访村”（所谓“上访村”是指所有上访的人都到那个村子居住，因为那个村的收费低，人们也因为出门不容易，且能相互照顾）。其中大部分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冤情，否则不会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去告状。造成“上访村”这个怪胎的原因，笔者认为与其本地地方官员违法施政有关，他们没有利用人民授予的权力，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相反是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来欺压人民，达到自己耀武扬威、优亲厚友、满足自己私欲的目的，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素质低下，对自己的责任认识不够，对我们的法治社会认识不够，对人民赋予他手中的权力认识不够。另一方面，更说明了依法行政在当代农村基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它是解决当代农村稳定和发展的关键。可以这样说，没有依法行政就没有国家的长治久安，就不能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党和政府的光辉形象，就会失信于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见，依法行政是维持社会稳定，推进经济发展的必要保证。
4、依法行政是提高政府形象，提高工作效率，取信于民的重要保证。
依法行政和违法施政是处理一个问题的两种相反的手段，前者是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决策、办事，以保证行政管理符合国家和人民的要求，避免出现徇私枉法现象的发生，减少处理问题中的纠纷和矛盾。同时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事，遵守法定的操作规程，避免了处理问题走弯路，这将大大提高工作效率。而后者则是目无法纪的表现。我们的社会上仍存在个别权权交易，权财交易，权色交易现象。这些现象虽然是极少的，不能影响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但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它大大破坏了我们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提高认识，上好依法行政这一课，从而提高整个干部群体的素质、提高办事效率。
5、依法行政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要保证。
首先它是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要求的具体体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目的，成功的经济需要市场的驱动，市场驱动除了需要建立经济类型的机制外，还需要建立负责和透明的政府系统，完善的法治标准，这样才能有效地保证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竞争，因此，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越迅速发展，对法治化要求就越高。这样，一方面需要市场主体的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规范和约束，有效地利用法律、法规调整社会利益分配，另一方面，作为市场管理者，各级政府行为必须更加规范有序，在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事实告诉我们，没有健全的法律，就没有良好的经济秩序，不能够依法行政，就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法制化，就不可能改善投资环境，也就不可能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
其次，依法行政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具体表现。
社会主义法制体现人民的意志，保障人民合法权益，规范和约束人们的活动，制裁和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纪律是保证社会工作正常运行的必要观念，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增强人民的民主观念，法治观念和纪律观念，而这三种观念恰恰构成了社会主义的法制文化，依法行政要实践“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法制文化，牢固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观念，保证在法律法规的约束下实施行政行为。
第三，依法行政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本保证。
社会主义法制归根到底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据利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法律一旦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不是立法意义上的法律。行政主体在行使权力时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宗旨，把维护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原则，依法行政是将着眼点放在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基本保证。
综上所述，“三个代表”作为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就不能离开依法行政，就必须通过依法行政来促进生产力发展，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从而巩固我们党的执政之基。
三、依法行政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行政人员的待遇问题
行政的运作离不开人为因素，政府工作人员在行政运作的过程中，腐败行为给依法行政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陈希同、成克杰、胡长青、李真及“厦门远华案”涉及到的诸多高官们，他们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弄权枉法，人情、关系、金钱大于法，不仅给国家造成了经济损失，更严重的是给党和政府形象抹了黑，他们没有很好地行使党和国家、人民交给的权力，让人民、群众大大失望。而且其本人也是自食其果，受到法律的严惩。纵观其腐败发展的每一步，从第一小步开始，基本都是相同的-----满足金钱欲望，与自己身边的人相比，觉得不公平，对自己的付出及收获没有正确的认识。胡常青在某市在任期间，也曾给该市做出过一定贡献，人民群众是有口皆碑的，但后来除了其本人放弃了对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改造外，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抵制住金钱的诱惑，从而走向犯罪的深渊。我认为，只讲廉政是无法达到真正廉政的，怎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廉政？除了对其进行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外，很重要的是一点是“高薪养廉”，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他所挣的工资足以能够满足其正常的费用支出时，他的金钱欲望就不会膨胀，就不会有第一次犯错误的一小步，而恰恰这一小步是造成大错的开端。这看起来与依法行政似乎不相干或者很远，其实不然。我觉得这才是最根本最直接的，它是违法施政的阶梯，一切违法施政都或多或少地与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我认为，依法行政的第一步必须提高国家公务员的待遇问题，使行政执法人员只要不违法行政就能够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减轻心理上的不平衡，使他们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不受经济利益驱使，保证行政行为的合法、公平、公正。
第二，待遇问题解决了，还不能够保证依法行政，下一步应该加强人生观、世界观及价值观的改造，加强学习是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加强行政执法队伍法治教育，不断增强依法行政观念，加强为人民服务典型事迹的学习，树立“守纪律、讲奉献、顾大局”的观念，树立“执政、创业、为民”的思想理念，做廉洁的公务员。江泽民同志曾指出：“依法管理各项事业，是写入我们党章总纲和国家宪法的，作为管理国家各项事业的领导干部，必须努力学习和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可见国家领导人对领导干部学习的期望。朱容基总理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指出：“所有政府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学法、知法、懂法，不学法，不懂法就谈不上依法行政”精辟的见解道出了依法行政的关键。同时各级政府机关也要相应建立起行政人员学习、培训，考核等机制，使人们的依法行政意识不断加强，用法律、法规和党纪、政纪，规范行政行为，使所有行政机关人员做到“公生明，廉生威”。
第三、如果加强学习仍不能消除其心底的杂念，那么下一步该是加大监督力度。
原河北省国家税务局局长李真在同记者谈话时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当时有人提醒我一句，我也不至于走这么远……。”这句话道出了我国对公务员尤其是高层领导、国家领导层人员的监督力度不够，甚至是对他们失去了监督，任其越陷越深，越走越远，这种好人思想不仅害了党，害了国家，也害了干部本身，所以说监督是非常重要的，监督应是多方面的，监督抓好了就能做到“抓苗头，堵源头”，达到防微杜渐的目的。程维高在任河北省委书记期间，频频为其家属搞项目、拉工程，以至有人称其为“程大队长”并对那些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实施打击报复，可见同级人大或其它纪检部门并没有对其施行监督，以至于其一言一行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并使其本人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第四、如果以上几点都不能很好地奏效，还不能保证掌握权力的政府职能部门或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话，那么最后一步至关重要，就是加大对国家公务员的查处力度。查处要严，要狠，对不能够坚持依法行政的人员，包括高层领导，除了承担责任后果外，要按规定按章程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甚至是追究刑事责任。天津的刘青山、张子善就因为大肆贪污公款、腐化堕落而成为建国初期最早被严惩的党内高级干部。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廉政制度，比如《惩治贪污条例》，规定凡贪污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300—500元）处三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100元以下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还规定党员犯法加 重治罪，凡贪污50元以上者撤职，100元以上者枪决，革命功臣肖家壁因贪污3050元，被依法枪决，可见当时反贪力度之大。对那些触犯刑法的高官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领导，决不能姑息，做到杀一儆百，在全社会营造一个依法行政的良好环境，这将是取信于民的关键，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
总之，依法行政是我们党员干部的切身职责，它渗透于我们的工作之中，监督着我们的言行，规范着我们的纪律，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给了我们党员干部依法行政的标准，我们要加强学习，加强抵御社会不良风气诱惑的能力，做一个真正服务于人民的基层干部，用法律法规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严格做到依法行政，用法律保障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大力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我国立法机关正在进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准备工作，并将于今年10月完成法律修订程序。围绕这次修改，司法界、理论界都在积极参与，献计献策。据了解，这次修改将采用修订案的方式，由此决定了修改的内容不可能太多，应当重点突出，先解决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及被告人认罪案件审判程序应当是这次修法的当务之急。为此，撰写本文，以公正、效率、资源、案件的互动关系为视角展开分析、论证。
一、刑事司法制度中公正、效率、资源、案件的互动关系分析
任何一个国家在构建自己的司法制度时，都将面对并力求解决好公正、效率、资源、案件这样几个既彼此独立又密切联系的基本问题和相互关系。
公正是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生命线。从立法的角度考虑司法公正问题，所面对的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具体的个案，而是已经发生和将要继续发生的所有刑事案件的整体。这就需要我们从宏观背景和全局视野分析和思考问题。
公正不是抽象的，而应当是“看得见的”，理论界将其划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并从诸多方面论证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具体的含义，且形成了基本的共识，诸如要保障被告人获得辩护、程序要公开、透明等。但是，公正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它的内涵及其实现依赖于多方面的因素和条件。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因素，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的客观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正属于历史和社会的范畴，具有阶段性和层次性。正因为如此，即使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提出的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也只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
从具体内容看，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公正与效率都属于主观因素，是立法者主观愿望追求的产物，并且二者是一种密切相关、此消彼涨的关系，即司法公正的程度越高，司法效率就越低，反之司法效率则越高。[1]从诉讼价值上看，公正与效率不在同一层次上，公正优于并且高于效率。只能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追求效率，而不能为了追求效率而牺牲公正。但是，如果从现实出发看待二者的关系，并非在所有的案件中解决公正都是第一位的。在司法实践中，或由于案件本身的因素，或由于当事人的主观需求，有些案件效率问题比公正问题更为突出更为迫切。因此，我们不能僵化地一成不变地看待和处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从客观条件看，司法资源和刑事案件的状况如何对于公正的实现程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既定的司法资源下，刑事案件的数量越少，公正的实现程度就越高，反之，公正的实现程度则越低。反过来说，对公正的期望程度越高，要求投入的司法资源则越多。但是无论在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投入的司法资源总是有限的，刑事案件的数量却是难以控制、减少的，甚至呈现为不断增长的势头。在此情形下，要使所有案件获得同样的公正“待遇”，那只能是平均主义地配置资源，其结果必然是每个案件获得的资源投入十分有限。这样从外表看起来，对每个案件都是“公正的”，获得的司法资源同样多，实现的公正程度一样高，但从实质上看则是不公正的。因为刑事案件在“质”的方面是千差万别的。仅从大的方面来看，有犯罪性质的不同，诸如严重犯罪与轻微犯罪之别；又有被告人经历的不同，诸如累犯、惯犯与偶犯、初犯之别；还有被告人认罪态度的不同，诸如否定指控、拒不认罪与主动投案自首、如实坦白认罪之别；再有控方掌握的证据状况不同，诸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之别，如此等等。这就意味着每个案件对司法资源的投入以致公正、效率程度的要求其实是很不同的，只有按照案件的不同情况配置司法资源，设置并适用公正、效率程度不同的诉讼程序，才能真正实现司法的整体公正与效率。
总之，在司法资源难以大量投入，刑事案件却在数量上难以减少甚至不断增加、在质量上又千差万别的现实面前，我们必须优化资源配置，调节诉讼效率，对于那些需要公正程度高的案件，我们宁可投入的司法资源多一些，程序的设置复杂一些，诉讼效率调低一些；对于那些需要公正程度低的案件，投入的司法资源则可以少一些，程序的设置也可以简单一些，诉讼效率则可以调高一些。考察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莫不如此。在日本，既有传统的快速处理轻微刑事案件、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简易公审程序，又有近年来推行改革而出台的更加快速、适用范围更广的即决审判程序和主要适用于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案件的由3名职业法官和6名裁判员组成的混合审判制度。在法国，既有适用违警罪的简易审判程序，又有针对轻罪案件的较为严格的审判程序，还有更为复杂的由审判长、陪审官以及陪审团共同审理的重罪案件审判程序。英美国家更是如此，既有由一名法官（甚至是非职业法官）一日内可审理若干个案件的快速、简易审判程序，又有由职业法官和陪审团共同审理、往往旷日持久的陪审团审判程序。不仅传统的西方法治国家如此，而且近年来刚刚从经济困境中走出来的俄罗斯也走上了繁简分流的刑事司法改革之路，一方面建立了程序较为简捷的被告人认罪的特别程序、和解法官审理案件的程序，另一方面又新增了由一名法官和12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审判制度。各国不仅在审判程序上如此，而且在审判前的程序上，也建立了各种过滤、筛选机制，采用不同方式减少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数量。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还将是发展中国家。这就决定了国家难以在刑事司法领域投入太多的资源。同时，由于处在社会剧变的转型期，刑事案件的发案率居高不下，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数量也是有增无减。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从1998年到2005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从1986068件发展到4648401件，增长了134％；同期被逮捕的人数从598101人上升到876419人，增加了46．53％，法院审判的公诉案件的被告人也由584763人增长到981009人，增加了67．76％，与此同时，司法资源的投入有的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例如全国检察机关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1998年为211319人，2004年却减少到197025人。有的虽然有所增长，但与刑事案件的增长并不能同步，甚至实际上还在减少。例如全国律师人数1998年为51008人，2005年发展到114471人，增加了一倍多，但公诉案件的刑事辩护率则从1998年的50．7％下降到2005年的35．8％。[2]
在刑事案件急剧增加，司法资源的投入增涨有限甚至有所减少的情形下，全社会对司法公正和效率的热切呼声却空前高涨，这从近年来社会公众对杜培武、佘祥林、刘涌、胥敬祥、邱兴华等一批重大案件的关注程度和普遍诉求足可以得到说明。广大群众不仅要求司法公正，而且要求司法效率；不仅要求实体公正，而且要求程序公正；不仅要求个案公正，而且要求整体公正。毋庸讳言，在当今中国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效率的强烈诉求与不尽理想的司法现实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从中央到地方，从立法界、司法界到理论界，各方面都在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提出并推行各种改革、完善措施。但是，在笔者看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刑事案件的大幅下降、司法人员的大幅增加、刑事辩护率的大幅提高都是难以做到的。我们必须从现行司法制度、现行司法程序的整体构造上寻找突破口，构建可对刑事案件进行繁简、难易分流的程序机制，以推动司法公正的实现和司法效率的提高。因此，笔者认为，针对我国现存的问题和条件，借鉴、吸收别国成熟的经验和做法，构建中国式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和被告人认罪案件审判程序不失为重要的突破口。
二、在我国现行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应当说，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对于审查起诉的法律定位是正确的，其确立的包括三种类型的不起诉制度，在理论上有充分的依据，在实践上也是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作法。但是，近10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我国立法上确立的不起诉制度在司法活动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比例非常低。据有关方面统计，1997年不起诉人数占审查起诉案件总人数的4．2％，1998年则是2．5％。[3]其后若干年来一直都在2—3％之间徘徊。[4]
我国不起诉比例如此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思想观念原因，相当一些检察人员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对设立不起诉制度的立法意图理解不够深远。此外还有制度本身的原因。现行刑诉法规定的三种不起诉中，只有法定不起诉属于当然不应该起诉的类型，而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都属于裁量不起诉的范畴。这就使不少人特别是上级检察机关和各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层担心不起诉决定的裁量权如果不加严格控制，可能会被滥用，损害司法公正。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检察机关都把不起诉案件的比例控制在3％以内。
影响不起诉案件比例非常低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不少人认为我国的犯罪概念和范围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别，凡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犯罪案件都是比较严重的，不同于国外大量刑事犯罪案件实际上属于我国的一般违法案件，因此对它们可以做不起诉的处理。笔者并不否认中外犯罪概念的差别以及由此可能导致我国不起诉案件的数量比较少。但是，是不是只有3％左右的案件才可以作不起诉处理，而97％左右的案件都必须起诉到法院审判？ 笔者对此不能认同。事实上，从我国近年来审判过的案件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采取不起诉处理的，它们包括经法院宣告无罪的案件、判处拘役、管制的案件、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单处附加刑的案件以及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详细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在2002—2005年问，每年生效判决宣告无罪、判处免刑、拘役、缓刑、管制、单处附加刑及未成年被告人的人数占到当年生效判决所涉被告人总数的比例在35．52％—45．15％之间，这一事实表明在审查起诉阶段扩大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是有很大空间的。如果在审查起诉中对这些被告人中的哪怕一半人即17．76％—22．58％作不起诉处理，而不起诉到法院进行审判，这对于促进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减轻法院和检察院的负担都将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现行不起诉制度是一次定“终身”，一旦做出不起诉决定，对被不起诉人缺乏制约、监督机制，具有很大的风险。为此需要我们在现行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既能充分展现不起诉制度的优越性，又能把不起诉制度的风险、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的附条件的不起诉制度。在这方面德、日等国的成熟经验和我国一些基层检察机关的探索尝试都是值得我们研究、总结和吸收、借鉴的。
德国刑事诉讼立法在起诉问题上奉行的是起诉法定主义为原则，起诉裁量主义为例外的作法，但司法实践的现实情况却是相反，起诉是例外，不起诉或作其他替代性处理则成为原则。据统计，从1981年到1996年期问，提起公诉案件的比例一直比较低，起诉率最高的1982年是19％，起诉率最低的1996年是12．3％，其余案件均作了不起诉的处理，包括撤销案件、申请处罚令、无条件不起诉等，附条件的不起诉也是其中的一种处理方式，比例一直在6％上下浮动。[5]所谓附条件的不起诉也称暂缓起诉，是指对于本来应该起诉的轻罪被告人，在其本人同意的情形下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一定义务，而暂时不予起诉。被告人如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了所要求的义务，对其行为不再作为犯罪起诉追究，否则，将仍作为犯罪起诉追究[6]。此外，德国各州对青少年案件的不起诉率比较高，而且呈不断上升趋势，从1985年平均为25％上升到1992年的近50％。[7]
日本除了对不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不予起诉外，在其刑事诉讼法上还确立了“起诉便宜主义”原则，规定“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的轻重及情节和犯罪后的情况，没有必要追诉时，可以不提起公诉。”在司法实践中这两种不起诉处理方式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案件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日本检察机关的不起诉率为43％，2003年为35．6％，其中因不具备起诉条件而不起诉的占1．90％，其余33．7％则属于裁量不起诉或犹豫不起诉。[8]而对于其中的犹豫不起诉案件在诉讼理论和法律上都可以理解为，只要还在追诉时效期间内，对其可以再次起诉[9]。当然在实践中作出不起诉处理后再起诉的情况几乎没有。正因为如此，日本著名刑诉法教授，法务省顾问松尾浩也先生称此种不起诉为缓期起诉，指出进入昭和时期以来缓期起诉处分得到了更多的使用，并且被有意识地作为有效地防止再犯的手段加以使用。[10]
我国有些基层检察机关包括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等，在近几年探索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也重点研究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有的地方称为“暂缓不起诉制度”），有的还在小范围内进行了尝试。这些研究和尝试成果都表明，在我国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不仅大有必要，而且具有广泛的可行性基础。
基于以上，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我国现有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其要点是：
1．附条件不起诉的对象及适用条件：可以设定为依照刑法规定可能判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其他可适用缓刑以及可免予刑事处罚并具有下列情形的案件：①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的；②犯罪嫌疑人年满70岁以上的；③有自首、立功情节或真诚认罪悔罪的；④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的；⑤积极赔偿受破坏的公共财产或恢复受损害的公共利益的。
上述案件都是犯罪性质不严重，刑罚后果不严厉，人身危险性又很小的案件。对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做出附条件的不起诉处理，不仅完全可以达到经过审判希望达到的法律效果，而且会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其一，由于可免除后续审判，使犯罪嫌疑人保全了做人的“面子”，对他们日后改过自新有极大的鼓励、促进作用；其二，由于可免除后续审判，可促使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和解，恢复、挽回因犯罪受到破坏、损害的公共利益，实现恢复性司法；其三，由于可免除对这部分案件的后续审判，将大量节约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出，转而将更多的司法资源投入到那些确需审判的案件中，使这些案件得到确实公正的审理和裁判；其四，由于不起诉，犯罪嫌疑人可提前获释，不仅节约看守所的羁押成本，更重要的是使犯罪嫌疑人提早回归社会，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在我国依法行政的必要性(法学毕业论文）
作者：北安市人民法院刘成江 王素杰
提要：中国要建设全面的小康，就必须依法行政，同时依法行政也是当今社会解决基层建设问题特别是农村各类问题的关键。依法行政的目的是保护干部本身，更重要的是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阶段，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其中，对加强法治建设，落实依法治国方案提出了明确要求，特别对推进政府工作法制化，从严治国，依法行政进行了强调，这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对维护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也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依法行政的基本含义
什么是依法行政？简而言之是指国家公务员按照法律规定的内容和程序办事。行政在英语中（Adminstration），是治理、管理和执行事务的意思，它和施政是一个意思，在我国的《左传》中就有“行其政令，行其政事”之说。依法行政是指各级行政机关依据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管理行政事务的一种行为。法律是行政机关进行各种活动和人们对其活动进行评价的标准，依法行政是对各级行政机关提出的要求，也是当今社会人民群众及各类企事业单位、团体、组织对政府部门提出的要求，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封建社会也有各种规定、吏律，但它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可见当时的统治阶级也是非常重视依法治国的，但由于历史局限性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如《杨三姐告状》、《杨乃武与小白菜》等等案例，都说明当时的依法行政还处在一个很模糊的时期。
依法行政也是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对政府活动的要求，我国是在八十年代末提出“依法行政”这一基本原则的，它的提出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政治、经济及法治建设本身发展到一定程阶段的必然要求。
二、为什么要进行依法行政
1、依法行政是约束政府工作人员避免出现违法行政，以免对社会、人民造成严重后果，同时也是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情况下保护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二者是对立统一的。一方面，各级政府机关以法律为依据管理各种事务，要求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享受权力、履行义务，对那些不能够正当行使权力和不能够很好履行义务的人们追究法律责任。另一方面，政府工作人员也必须依法管理各项事务，在行使权力时，必须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必须用法律这把尺子衡量是非对错，而不是施权者的主观意识所决定。干部的权力，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使用，绝对不能够越权或者违法施政。法律约束被管理的公民，同时也约束施政的国家公务员，这是统一的。管理者依法办事是前提和基础，他们根据法律规定的内容进行管理，最终目的是使被管理者必须依法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有了各个职能部门的依法行政，才会有公民遵守法律，我们的社会才能走上法治之路，人们的生产，生活才能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转，广大人民群众才能有安全意识和创造意识，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2、依法行政是行政管理为人民服务的切实保障。我国是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工作，只有依法行政才能体现“人民权力人民用”，“赋予权力为人民”的宗旨观念。人民需要行政机关，以实现自己的利益保障，人民授权行政机关行使权力最终目的是通过管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依法行政才能保证国家行政管理人员在管理各类事务时不至于偏离“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这一航道。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自由、财产和安全。
3、依法行政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证。只有依法办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才能保护该保护人群的利益，对那些不履行义务、违法乱纪的人严厉打击，保证安定团结的大局。现在的乡镇工作中，解决上访问题已成了当时农村工作的一件大事，其中有十几年、几十年的老上访户，除了个别人别有用心外，有一大部分群众的确存在以前村干部违法施政、优亲厚友、办事不公等因素所造成的。据说在北京旧火车站附近有一个“上访村”（所谓“上访村”是指所有上访的人都到那个村子居住，因为那个村的收费低，人们也因为出门不容易，且能相互照顾）。其中大部分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冤情，否则不会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去告状。造成“上访村”这个怪胎的原因，笔者认为与其本地地方官员违法施政有关，他们没有利用人民授予的权力，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相反是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来欺压人民，达到自己耀武扬威、优亲厚友、满足自己私欲的目的，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素质低下，对自己的责任认识不够，对我们的法治社会认识不够，对人民赋予他手中的权力认识不够。另一方面，更说明了依法行政在当代农村基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它是解决当代农村稳定和发展的关键。可以这样说，没有依法行政就没有国家的长治久安，就不能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党和政府的光辉形象，就会失信于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见，依法行政是维持社会稳定，推进经济发展的必要保证。
4、依法行政是提高政府形象，提高工作效率，取信于民的重要保证。
依法行政和违法施政是处理一个问题的两种相反的手段，前者是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决策、办事，以保证行政管理符合国家和人民的要求，避免出现徇私枉法现象的发生，减少处理问题中的纠纷和矛盾。同时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事，遵守法定的操作规程，避免了处理问题走弯路，这将大大提高工作效率。而后者则是目无法纪的表现。我们的社会上仍存在个别权权交易，权财交易，权色交易现象。这些现象虽然是极少的，不能影响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但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它大大破坏了我们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提高认识，上好依法行政这一课，从而提高整个干部群体的素质、提高办事效率。
5、依法行政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要保证。
首先它是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要求的具体体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目的，成功的经济需要市场的驱动，市场驱动除了需要建立经济类型的机制外，还需要建立负责和透明的政府系统，完善的法治标准，这样才能有效地保证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竞争，因此，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越迅速发展，对法治化要求就越高。这样，一方面需要市场主体的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规范和约束，有效地利用法律、法规调整社会利益分配，另一方面，作为市场管理者，各级政府行为必须更加规范有序，在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事实告诉我们，没有健全的法律，就没有良好的经济秩序，不能够依法行政，就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法制化，就不可能改善投资环境，也就不可能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
其次，依法行政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具体表现。
社会主义法制体现人民的意志，保障人民合法权益，规范和约束人们的活动，制裁和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纪律是保证社会工作正常运行的必要观念，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增强人民的民主观念，法治观念和纪律观念，而这三种观念恰恰构成了社会主义的法制文化，依法行政要实践“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法制文化，牢固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观念，保证在法律法规的约束下实施行政行为。
第三，依法行政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本保证。
社会主义法制归根到底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据利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法律一旦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不是立法意义上的法律。行政主体在行使权力时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宗旨，把维护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原则，依法行政是将着眼点放在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基本保证。
综上所述，“三个代表”作为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就不能离开依法行政，就必须通过依法行政来促进生产力发展，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从而巩固我们党的执政之基。
三、依法行政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行政人员的待遇问题
行政的运作离不开人为因素，政府工作人员在行政运作的过程中，腐败行为给依法行政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陈希同、成克杰、胡长青、李真及“厦门远华案”涉及到的诸多高官们，他们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弄权枉法，人情、关系、金钱大于法，不仅给国家造成了经济损失，更严重的是给党和政府形象抹了黑，他们没有很好地行使党和国家、人民交给的权力，让人民、群众大大失望。而且其本人也是自食其果，受到法律的严惩。纵观其腐败发展的每一步，从第一小步开始，基本都是相同的-----满足金钱欲望，与自己身边的人相比，觉得不公平，对自己的付出及收获没有正确的认识。胡常青在某市在任期间，也曾给该市做出过一定贡献，人民群众是有口皆碑的，但后来除了其本人放弃了对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改造外，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抵制住金钱的诱惑，从而走向犯罪的深渊。我认为，只讲廉政是无法达到真正廉政的，怎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廉政？除了对其进行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外，很重要的是一点是“高薪养廉”，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他所挣的工资足以能够满足其正常的费用支出时，他的金钱欲望就不会膨胀，就不会有第一次犯错误的一小步，而恰恰这一小步是造成大错的开端。这看起来与依法行政似乎不相干或者很远，其实不然。我觉得这才是最根本最直接的，它是违法施政的阶梯，一切违法施政都或多或少地与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我认为，依法行政的第一步必须提高国家公务员的待遇问题，使行政执法人员只要不违法行政就能够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减轻心理上的不平衡，使他们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不受经济利益驱使，保证行政行为的合法、公平、公正。
第二，待遇问题解决了，还不能够保证依法行政，下一步应该加强人生观、世界观及价值观的改造，加强学习是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加强行政执法队伍法治教育，不断增强依法行政观念，加强为人民服务典型事迹的学习，树立“守纪律、讲奉献、顾大局”的观念，树立“执政、创业、为民”的思想理念，做廉洁的公务员。江泽民同志曾指出：“依法管理各项事业，是写入我们党章总纲和国家宪法的，作为管理国家各项事业的领导干部，必须努力学习和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可见国家领导人对领导干部学习的期望。朱容基总理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指出：“所有政府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学法、知法、懂法，不学法，不懂法就谈不上依法行政”精辟的见解道出了依法行政的关键。同时各级政府机关也要相应建立起行政人员学习、培训，考核等机制，使人们的依法行政意识不断加强，用法律、法规和党纪、政纪，规范行政行为，使所有行政机关人员做到“公生明，廉生威”。
第三、如果加强学习仍不能消除其心底的杂念，那么下一步该是加大监督力度。
原河北省国家税务局局长李真在同记者谈话时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当时有人提醒我一句，我也不至于走这么远……。”这句话道出了我国对公务员尤其是高层领导、国家领导层人员的监督力度不够，甚至是对他们失去了监督，任其越陷越深，越走越远，这种好人思想不仅害了党，害了国家，也害了干部本身，所以说监督是非常重要的，监督应是多方面的，监督抓好了就能做到“抓苗头，堵源头”，达到防微杜渐的目的。程维高在任河北省委书记期间，频频为其家属搞项目、拉工程，以至有人称其为“程大队长”并对那些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实施打击报复，可见同级人大或其它纪检部门并没有对其施行监督，以至于其一言一行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并使其本人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第四、如果以上几点都不能很好地奏效，还不能保证掌握权力的政府职能部门或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话，那么最后一步至关重要，就是加大对国家公务员的查处力度。查处要严，要狠，对不能够坚持依法行政的人员，包括高层领导，除了承担责任后果外，要按规定按章程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甚至是追究刑事责任。天津的刘青山、张子善就因为大肆贪污公款、腐化堕落而成为建国初期最早被严惩的党内高级干部。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廉政制度，比如《惩治贪污条例》，规定凡贪污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300—500元）处三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100元以下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还规定党员犯法加 重治罪，凡贪污50元以上者撤职，100元以上者枪决，革命功臣肖家壁因贪污3050元，被依法枪决，可见当时反贪力度之大。对那些触犯刑法的高官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领导，决不能姑息，做到杀一儆百，在全社会营造一个依法行政的良好环境，这将是取信于民的关键，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
总之，依法行政是我们党员干部的切身职责，它渗透于我们的工作之中，监督着我们的言行，规范着我们的纪律，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给了我们党员干部依法行政的标准，我们要加强学习，加强抵御社会不良风气诱惑的能力，做一个真正服务于人民的基层干部，用法律法规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严格做到依法行政，用法律保障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大力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