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公告2011年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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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奥运看品牌推广

王瑜


品牌是公众对某事物各种评价信息的承载体，代表着某事物的形象。品牌无所不在，大到国家小到个人，一座城市、某个风景点、某家企业、具体到某个产品都有公众形象，这些形象就是公众的评判。无论是个人、国家、企业或者是企业生产的产品都希望获得公众好的评价，留下好的印象。给公众留下一个良好的形象需要宣扬，这就是品牌的推广。

当世界变化越来越快、新事务越来越多时，乱花渐欲迷人眼，公众也发生重大变化，他们无暇也不太愿意认知新事物，他们头脑中固有的“傲慢与偏见”甚至阻碍了对旧形象的更新。西方列强凭着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大门，满清的遗老们见到西方人还是掩鼻而过，认为西方人很不干净。这种心态不惟中国人有，外国人同样也有，尽管中国的工业水准已经很发达，但是据国际上的一次调查显示，“中国制造”这个品牌的形象并不佳，虽然公认价格低廉、却普遍认为质量低劣，甚至多数人认为使用“中国制造”这个品牌不利于产品的销售。我们已经很文明了，但是西方人依然认为中国人随地乱丢垃圾，随处吐痰，甚至台湾要对大陆客经过的地方进行消毒。同样的偏见也发生在其他国家，虽然日本经济在战后很快恢复起来，然而当时在很多外国人的眼中，日本还是一片废墟，日本制造也往往与“低价劣质”的印象联系在一起。索尼的盛田昭夫在上世纪50年代访问德国时，一个服务员就曾指着饮料上的小阳伞对他说：“我知道日本，这个小玩意就是你们生产的。”可见改变偏见让人们的大脑更新形象并不容易。

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改变了日本在世人的形象，日本从此跻身了发达国家之列。1988年9月17日晚，当汉城/首尔蚕室综合体育场内的第24届奥运会火炬熊熊燃起，当开幕式上一曲充满东方韵味的《心手相连》响彻体育场，这一首歌给韩国人带来的世界认同度，可能超过了其10年的公关总合。整个世界都为韩国所迸发出的蓬勃朝气和展现出的崭新面貌感到惊讶。从那一天起，韩国摆脱了贫穷落后、政局动荡的发展中国家的面貌，开始以经济发达国家的形象走上世界舞台。当奥运圣火在中国的鸟巢点燃，全世界有几十亿人看到了，世人同样很惊愕。奥运期间两百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涌入中国，他们不仅来看奥运比赛，他们还要旅游，来购物，来“考察民情”，他们看到了一个和以往“感知”完全不一样的中国。世界也改变了对中国的印象，奥运前种种对中国的指责和挑剔在圣火点燃后通通化为灰烬。奥运是场豪华的盛宴，这是一场世界性的竞争，奥运是国家改变形象的极佳机会，只有不想参与竞争的城市才会对奥运会无动于衷。奥运作为世人瞩目的重大活动，它改变了世人对日韩的认识，给日韩重大发展契机，同样也改变了“中国”这个品牌的印象，中国也将迎来大好发展机遇。

我们回到企业关心的产品品牌问题上来，人们头脑中的“傲慢与偏见”同样阻碍了他们去接受一个新的产品品牌。那么该如何推广新的品牌形象呢？奥运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品牌宣扬讲究的是吸引眼球，一般来讲最吸引眼球的是重大活动，通过重大活动将好的形象展现给公众，这样推广速度极快，而且公众很容易接受。

作者：王律师，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高级会员
电话：010-51662214，邮箱：51662214@sohu.com，网站：www.51662214.com。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

顾苗


所谓“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就是证据。”而合法性是证据的基本特征之一，即证据必须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只有证据的合法性才能确保诉讼的程序公正，有效地树立司法权威。为此，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取证主体、取证的方法、手段、证据的形式等方面做了较明确的规定，凡符合规定得到的证据就具有合法性，否则就是非法证据。本文就是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各方面的困难以及确立和完善该规则必要性做一定的阐述。
一、 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涵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违反法律程序，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具有证明能力，不能为法庭所采纳而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非法证据的范围包括：1、执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制作的调查取得的证据材料；2、在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时制作或提查收集证据材料；3、律师或当事人采取非法手段制作或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4、执法机关以非法的证据材料为线索调查取得的其他证据。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即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权，实现程序公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刑事诉讼法第91条至96条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第97条到第100条规定了询问证人的程序；第101条至108条规定了勘验、检查的程序；第109条到113条规定了搜查程序；第114条到第118条规定了扣押物证、书证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属于采取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也规定：“以刑讯逼供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结论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从上述规定看，我国似乎已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上述的司法解释虽然两高（最高法和最高检）的解释口径一致，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都作了明确的排除，而对非法手段取得的实物证据的合法性问题却语焉不详。其实质上也就是默认了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可作为证据使用。
尽管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但是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经常使用的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居住拘留和逮捕这5种强制措施中，除了逮捕需要经过检察机关批准或人民法院决定外，其他4种强制措施都可以由公安机关单独决定并自己执行，几乎没有任何制约监督机制。尽管我国宪法规定了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但公安机关仍然有权独立决定是否可以搜查。尽管我国于1998年10月签署加入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条约中规定了凡受刑事控告者都有“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的权利，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的权利，但在我国的刑诉法第93条却只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侦查人员讯问的义务。在司法实践中也没有犯罪嫌疑人也没有享受到这项权利。造成上述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对刑事诉讼的价值和追求的目标认识不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认识不同。我国刑事诉讼一直以来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结合原则中，把惩罚犯罪作为其根本目的。这就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引起各级法院重视，没有成为一种制度，没有相应的实施程序。
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确立和完善
从以上结果我们可以看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要得到较好的执行并非一件易事。首先认定某一证据是否非法是由法院做出，这就要求法院必须能够独立行使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并不会受到干扰，但这在我国目前的法制环境中是不现实的。其次，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要从宪法和法律规定上增加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例如：沉默权等，这样才能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时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胆难度也是相当大的。再次，尽管我国在刑诉中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但在人们的观念中只要是被指控犯罪的人通常会被当作罪犯看待，而适用该规则可能出现的后果就是放纵部分犯罪，会使得有些即使有犯罪事实的人却因为证据取得的不合法而无法指控并受到刑事处罚，出现这种情形可能使公民在心理上难以接受。第四，由于一直以来我国首先注重的就是国家和集体利益，而最后才是个人利益，再加上我国公民的受教育程度不高，法治观念淡薄，对于人权思想更是漠不关心，所以适用此规则也需要考虑此因素。最后，由于该规则的适用必然对公安人员在调查取证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使得采用传统方式取证的办案人员在调查收集证据时也会存在较大的阻力。当然，还会有其他的原因可能会影响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建立与施行，但总体看来，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十分必要的，针对上述的问题，我认为可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在立法方面。目前，我们应当在进一步完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基础上，把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实物证据也纳入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范围。2、在司法方面。首先，要规范讯问行为。在讯问前，应当告知被讯问人享有哪些权利，以及在权利被侵害时通过何种途径进行补救。如：告知禁止刑讯逼供的相关规定，使其知道如果此权利受到侵害，可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补救。这种告知也是对讯问人员的提醒，避免其明知故犯。其次，严格规定讯问的时间、地点，并且在讯问过程中应让律师充分参与进来，一方面可以使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得到充分实现；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在场的律师对讯问取得的证据合法性进行鉴定；另外，也可起到对讯问人员进行监督的作用。最后，在法庭的审判过程中，在实质性问题审理前，审判人员应当就有无刑讯逼供和其他违法取证的现象对被告人进行询问。并且，只有当事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要求后，法院才能就取证的合法性进行审查。3、在司法人员的素质方面。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诉讼资源相对而言较为贫乏，侦破技术也较为落后，不足以支撑非法证据的排除，这就要求办案人员在无论是侦查还是起诉环节都要严格遵守法律的有关规定，提高司法机关的司法水平，节约诉讼资源。4、在对待法律传统和公民的法律意识方面。首先，应当消除封建法律思想的糟粕，使人们在思想观念上改观，推进法治建设。其次，对公民进行法制教育，通过立法和公正的司法判决来影响和和宣传，使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为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打下良好的基础。
法治的进步，必然以社会文明的进步为基础，离不开本国的特定条件。我国刑诉法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和司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总之，不管面临的困难有多大，我认为我国必须建立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为这是保障人权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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