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受财物转送国家工作人员的定性/习文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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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刑法中洗钱罪的犯罪构成

刘成江


　　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是指我国刑法规定的某种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总和。按照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的一般理论，犯罪必须具备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和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四个共同要件。洗钱罪的犯罪构成也不例外。
　　一、犯罪主体
　　所谓犯罪主体，是指实行犯罪行为，依法对自己的罪行负刑事责任的人。就洗钱犯罪而言，新修订的《刑法》将洗钱罪的主体要件明确规定为自然人和单位，即对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和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进行掩饰和隐瞒的个人或单位。洗钱罪的主体只能是“上游犯罪”行为人以外的与之没有共犯关系的自然人或单位。
新《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并未包括洗钱罪，故已满14周岁不满:6周岁的人不能成为洗钱罪的主体。
　　二、犯罪的主观要件
　　犯罪的主观要件，即罪过，是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所持的心理态度。从我国《刑法》的规定看，洗钱罪的主观要件，一般认为应是故意，即行为人实施洗钱犯罪行为，主观上明知清洗的是“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并且以掩盖、隐瞒犯罪所得的来源和性质为目的。
　　三、犯罪客体
　　任何犯罪行为，都指向一定的客体。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洗钱犯罪侵害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它的本质特征是通过金融手段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其直接后果是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其次，它妨碍了国家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它对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性质和来源的掩饰和隐瞒，无疑给犯罪的侦查设置了障碍。
　　四、犯罪的客观方面
　　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刑法所规定的、构成犯罪在客观上必须具备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和由这种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洗钱犯罪是一种行为犯，根据新刑法的规定，行为人构成此罪须在客观上实施了法律规定的行为，具体包括:
　　（一）．提供资金帐户。即为黑钱提供银行帐户，或把本单位的帐户提供给犯罪分子使用。
　　（二）．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金融票据。即将违法所得及其收益从实物或票据形式兑换成现金或者将现金通过证券市场等兑换为金融票据。
　　（三）．通过转帐或其它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即通过汇票、本票、支票、汇兑等金融结算业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性质和来源。
　　（四）．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即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或清洗过的钱汇往境外。
　　（五）．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来源。即通过以上4种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进行洗钱，包括将清洗过的钱放到合法或基本合法的经济活动中进行再投资的行为。例如用清洗过的钱从事证券、期货、房地产等投资或者成立商事公司等活动。
　　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上述五种行为方式中的任何一种，不管犯罪分子是否达到了掩饰、隐瞒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和来源的目的，都构成洗钱罪。
　　从洗钱的过程和手段上讲，洗钱活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放置阶段”。这是洗钱的第一步，也是风险最大，最为暴露、最易被警方发现的阶段。其主要手段是通过金融机构或者非金融机构处置、转移黑钱，在最初的环节上掩盖黑钱的来源去向，将其转换为合法的形式;第二阶段是“离析阶段”。即反复使用多种交易方式，将处置过的黑钱或用黑钱购买的资产、金融证券进行再处置，使其非法来源更具隐秘性，难以侦查;第三个阶段是“归并阶段”。即将经过漂洗的犯罪收益“融合”到其他合法生意或者先前的正当积累中，完成黑钱的漂白清洗过程。
　　在洗钱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犯罪分子都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以及国家在金融管理方面的漏洞。比如，在比利时、美国，陆续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电信金融公司”或“票据交换公司”，专门利用现代电子系统，精心设计出巧妙的转帐技术。这些公司每天可经手上万亿美元的资金转移，其速度之快，在辗转之间，使人无法再查出最原始的票据签发人和受益人身份，大大助长了洗钱犯罪活动。1995年底，香港审结了一起涉及9350万美元的洗钱大案。此间，警方聘请了富有调查洗黑钱经验的资深会计师带领30名专业会计，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将堆积如山的银行文件、帐目清理出头绪。据国际刑警组织提供的最新资料，“事实证明犯罪分子试图在法律还不完备之前，利用新技术开始进行上网洗钱交易。我们必须在犯罪分子之前想出对策，以打击这类犯罪活动。”根据司法实践及国外侦查洗钱犯罪的成功经验归纳之，洗钱主要有以下几种具体方式方法:
1、利用储蓄机构，将犯罪收入以现金方式直接存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一般用来清洗数额不是很大的赃钱。
2、通过开设日常需大量使用现金的饭店、歌舞厅等娱乐场所，将非法收入混入合法收入之中。
3、用非法获取的现金购置不动产，以不动产订购业务为名，制造表面看来有合法收入来源的假象。
4、利用证券业务。犯罪组织通过证券业务活动可将非法资金转换为高流动性的资产，同时通过不记名支票的手段可以达到隐匿姓名的目的。
5、购买黄金、珠宝等对犯罪所得加以转换或掩盖。艺术品、邮票等其他收藏品也成为洗钱者将大量的现金转换为不惹人注目资产的载体。
6、利用发展中国家监管不完善的金融市场进行洗钱。由于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对资金流动的监管比较薄弱，黑钱以投资的名义很容易进入这些国家，然后再以公开方式提走。
7、在银行保密制度较严的国家开设帐户，存入现金。
8、投资开办公司、实体等作为洗钱的工具。
9、利用对外贸易，以高昂的价格购买某种劣质产品或者废品、废料等，将钱汇往境外的“卖主”，将非法资金转移出去，使其披上合法的外衣。
10、利用专业人员。洗钱者以各种手段利用和收买证券经纪人、金融顾问、会计师和律师为他们提供咨询和包括诉讼在内的专业服务，其中某些专业人员甚至直接参与洗钱犯罪。
11、利用国际汇兑业务。随着国际汇兑业务的电子化，国际汇兑变得越来越方便、快捷。但由于国际间金融业务的规范尚不统一，洗钱者往往可以寻找空隙，利用国际汇兑业务转移黑钱。
12、利用赌博、购买彩票洗钱。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浅谈当前农村民间纠纷的成因及化解

福建省大田县司法局太华司法所 范功金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纠纷出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涉及到一些群众自身利益的纠纷比较突出，特别是农村民间纠纷问题日渐增多，若不能正确、及时地化解和调处，势必会激化社会矛盾，造成群众集体上访，引起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定甚至转化为民转刑案件，从而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正常发展。
一、农村民间纠纷的状况
社会改革使农村经济得到发展，农民物质生活和精神财富生活得到提高。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的深入物质生活不断丰富，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纠纷。主要体现在：
1、民间纠纷日益增多
一是由婚姻关系引发的纠纷逐年增多，给农村老人的赡养和孩子的抚养问题带来许多不利因素，使得农村一些家庭的伦理道德遭到破坏，甚至引发家庭暴力、虐待妇女儿童老人犯罪等；二是修建公路，移民迁建等，特别是农村涉及到土地征用补偿和拆迁引发的纠纷问题更为复杂；三是农村中的地痞流氓、黑恶势力、争地盘、插手村务，制造的矛盾纠纷。同时，现在农村一些地方不但出现了车匪路霸，还有煤霸、矿霸等行业霸主，坐收渔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2、民间纠纷的主体发生了较大变化
以往的纠纷主体一般是公民、邻里之间的纠纷，但现在纠纷的主体出现了村民与村干部、村民与企事业单位、村民与政府及职能部门之间的纠纷日益频繁。
3、农村民间纠纷的领域逐渐扩大
原来的民间纠纷多出现在婚姻家庭、邻里、债权债务、房屋等方面的矛盾纠纷，而现在扩展到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农村的乱集资乱摊派、土地第二轮承包、土地征用、林权改革、生产经营性纠纷、资源开采利用、环境污染等纠纷。
二、民间纠纷增多的因素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方面调整步伐加快，村民内部的利益关系的调整也随之加快，社会矛盾也必然显现出来。主要原因有：
1、农村村民法制观念淡薄。农村基层，特别是边远山区，一些村民法制观念淡薄现象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具体表现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后，私人承包范围扩大，为争水、争地、争承包权发生矛盾后，不能自觉运用法律武器，不是靠公力救济，而是靠私力救济，轻则骂、重则打、急则杀，有的仅为小孩吵架、家畜、林地等方面小事，斤斤计较，引起邻里不和。
2、一些基层干部对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有的认为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没有时间顾及民间纠纷问题；有的认为农村经济工作才是“硬指标”，而解决纠纷问题是“软指标”。没有把正确处理纠纷作为新时期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来认识，没有人人为发展经济创造良好社会氛围的来认识，没有作为社会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来认识，只是满足于开会、发文件，过于形式。该协调的不协调，工作不及时、不主动、不到位、不落实，这种认识不到位，工作不主动，造成工作不落实的状况是化解纠纷不力的主要原因。
3、基层组织建设薄弱。农村基层干部专业结构单一，尤其是村一级干部参加政策理论学习不够，对法律知识掌握得不多，处理问题时主观因素影响大。有的干部工作方法方式简单粗暴，有的滥用职权，以权代法以情代法，欺压百姓。还有相当部分农民文化素质较低，法制意识淡薄，参政、议政意识不强，因此在村两委的选举上，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附和性，一些地方虽是通过“海选”选出的“领头雁”，往往是在农村势力大，宗族房头大的人当选，干起事来往往得不到人心。这些都会影响干群关系，这也是产生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
4、有关职能部门工作作风有待进一步转变。当前，农村矛盾纠纷复杂化，打官司难，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农民普遍不富裕，而打官司不仅费时、费力、费钱，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赢了官司输了钱”。农村如发生纠纷有关人员插手矛盾纠纷调处，使纠纷久拖不决，有的不了了之。现在农村一旦发生矛盾纠纷，不是按照正常的程序要求处理，而是争相找关系找路子，找后台，出了一个小纠纷，双方都有相关人员出面打招呼、写条子，致使小纠纷变成大纠纷，互不相让，越闹越大，无法处理。有的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闻不问，视而不见或互相推诿、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难，最终演变成老大难问题，即影响了干群关系，也是造成纠纷的一个重要因素。
5、政策法规宣传教育不到位。普法工作虽开展多年，但只流形式，走过场，只停留在刷标语、出墙报、法律咨询等，普法工作很难做到规范化、普及化，再者村民素质不一，很难一一普及。造成农村村民的普及程度很不平衡，有的村民对国家法律、法规漠不关心，认为学与不学、用法与不用法没有多大利害关系，遇到纠纷问题总是不能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是按照农村旧风俗旧习惯来解决处理。这也是产生纠纷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化解民间纠纷的对策
1、发挥基层组织作用，建立健全矛盾纠纷调控预防机制
首先，要进一步发挥村级人民调解组织化解矛盾纠纷的作用。针对农村因田边地角、山林、住宅和婚姻家庭等易发生的纠纷且容易激化的特点，经常深入村，深入户，认真排查摸底，分析当前农民纠纷发展变化特征，探索新形势调解的方法和手段，建立快速反应纠纷信息网络和调控预防工作机制，尽量使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其次，要加强司法所、基层人民政府处理民间纠纷的力度。应充分发挥其职能，积极参与，主动介入，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调处民间纠纷要做到严格依法解决矛盾纠纷，不以权压人，以势欺人，禁止违法处理。第三，要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力度，建立健全对人民内部矛盾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调处机制，及时处理纠纷。如：由综治牵头，公安、司法、民政、国土等有关部门组成，每月召开一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联席会，分析本地区、本单位的治安形势，及时排查、发现有苗头和倾向性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工作预案，实行挂牌督办，专人负责，定时办结。
2、加大普法力度，维护农村村民合法权益
要加强对村民的政策法规教育，扩大普法的广度、深度，采取各种宣传方式，如广播、电视讲话、法律讲座、学生带法回家、公批公判大会、文艺汇演等喜闻乐见方式，在农村中深入开展普及法律知识，特别注重普及与农民生活、生产相关的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宣传遵法和如何运用法律知识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等知识，还应大力推广村务公开，增强透明度，动员广大村民积极参与村务管理，使干群之间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互相信任，减少干群间的纠纷。同时，广泛开展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引导群众积极向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加强文化道德和修养，做到遇事冷静对待，互相谦让，共同参与处理。
3、提高队伍素质，适应新时期需要
首先应采取培训等方式尽快提高现有人员的素质，充分利用各种成人教育阵地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法律理论培训。通过培训，提高各级干部对新形势下加强法制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他们的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进而通过各级干部向广大群众进行法制宣传，并要求每个领导干部对重大影响矛盾纠纷具体过问，帮助协调各部门关系，把调解矛盾纠纷落到人，做到定时汇报，定时结案。对矛盾纠纷处理不力，并造成重大影响的，应追究其责任人的责任。
4、加强制度建设，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要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和各项配套建设，努力做到知情在先，工作在前，防患未然。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领导，强化责任，坚决防止因政策不当、工作不力引发影响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定的社会矛盾；要坚持“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实行“各级负责，归口调处”的工作制度，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责任和任务落实到部门、单位、人头加强调处矛盾的督办力度。另外，对基层政法部门配备的人员，要时常组织参加政治法律知识轮训，挑选政治素质高，思想过得硬，爱岗敬业，责任心强的优秀人员，真正做到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求。